【著书者说】
女性书写在中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汉代已有女性书写的明确记载,至唐宋发展成一个宏大的艺术传统,产生了许多女性书家和经典作品。然而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女性丰富而绚烂的书法作品往往被忽视和遮蔽了。宋代一卢姓女子于驿站题壁,序中有云:“……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足见社会留给女性的书写“空间”是多么狭小。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佼佼者被文献记录,她们的作品也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写下了她们光辉的一笔。她们所书写的“成果”(文本、书迹)标示着中国古代女性“书写”活动曾经的存在与兴盛。而且,不管是出于识字为文、相夫教子,还是为了社会交往、提高修养,“书写”活动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壹.古代女性书写的开端及溯源
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书家是先秦时期与孔子同乡的秋胡之妻,创作出一种叫“雕虫篆”的书体。唐代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中描述:“虫书,鲁秋胡妻所作,亦曰雕虫篆。”之所以把它叫作虫书,因其垂画纤长,屈曲旋绕,好像“玄鸟优游,落花散漫矣”。更早在《诗·邶风·静女》中已出现毛笔的记录,“静女其娈,贻我彤管”。郑玄笺:“彤管,笔赤管也。”《后汉书·皇后纪序》:“女史彤管,记功书过。”这些都可以看作女性书写活动的侧面证据。
具有书法意义上的女性书写,应该始于汉末蔡文姬,可惜我们看不到其书法作品。马宗霍《书林藻鉴》载:“蔡邕得笔法于神人,传女文姬。”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传授笔法人名》中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也就是说,蔡邕的书法经过蔡琰、钟繇、卫夫人,代代相传,到王羲之达到一个顶峰。作为承前启后的蔡琰,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魏晋南北朝,女性书写开始壮大起来,正史亦有明确记载。《北史·后妃传》记曰:“孝文改定内官……后置女职,以典内事。”《魏书》有“御宫典仪,女史执笔”的记载,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第九段所画正是一女史执笔而书的场景。这一时期的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她们不再只以妇德、妇容为自身价值的标志,还以聪明才智赢得男性的尊重,涌现出大量的才女,其中不乏善书之人。
贰.古代女性书家的身份
通过梳理史料发现,自魏晋一直到宋元,女性书家多集中在“宫闱”和“名媛”两类,而明清两代,较为知名的女性书家以“名媛”“名妓”两类为主。
(一)宫闱
唐代宫廷中不乏善书女性,书法最为知名的当属武则天,《宣和书谱》称其“喜作字”。对于她著名的《升仙太子碑》,《偃师县志》云:“观其草法极工”“尚似章草及皇象书。”她的传世书迹还有“荐福寺题额”和“崇福寺题额”。
1974年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的《金仙公主墓志》(志石高106厘米,宽108厘米),乃玉真公主所书。玉真公主为睿宗之女,是唐玄宗、金仙公主同父同母的妹妹。《金仙公主墓志》由妹妹玉真公主亲笔所书,这在历代墓志中都十分罕见,是唐代墓志中为数极少的女性书写墓志的典范。
(二)名媛
魏晋时期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几大书法世家。以世家大族为中心构成的书法世家,成为魏晋南北时的一个重要现象。河东卫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均是书法世家的典范。世家大族或官宦之家的女性接受文化和艺术熏陶的机会要多。女性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被认为是滋养德行的有益前提。虽然家族结构与秩序对于女性无疑造成了束缚和挤压,但少数士人家族中的女性还是有机会随父兄或夫君宦游各地,特别是才士之妻多能与夫君相互唱和,激扬家学。
元代管道昇相夫教子,栽培子孙后代,“赵氏一门”三代出了七个大书画家,赵雍、赵麟、赵彦正名冠一时。所以,管道昇病逝后,赵孟很长时间都难以释怀。管道昇在书法方面,工尺牍,擅行书和小楷,风格深受赵孟影响,董其昌谓:“管夫人书牍行楷,与鸥波公(赵孟)殆不可辨同异,卫夫人后无俦。”清人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之《管夫人墨竹》中说管道昇“字法似子昂”。管道昇的书法在当时风靡朝野,据《书史会要》载:元仁宗“尝取夫人书和魏公及子雍书,善装为卷轴,识以御宝,命藏之秘书监,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也’”。代表作有《水竹图卷》《致中峰和尚尺牍》。赵孟在《题管道昇梅竹卷》中写道:“道昇素爱笔墨,每见余尺幅小卷,专意仿摹,落笔秀媚,超逸绝尘。”
据清代厉鄂《玉台书史》记载,宋代女性书家有63位,其中善书的名媛有29人。在这些女性善书者中,又以李清照最为著名。《玉台书史》记载:“易安居士能书,能画,而又能词,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序》,顿令心神开爽。”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上载《跋李易安书一剪梅词》云:“易安词稿一纸,乃清秘阁故物也。笔势清真可爱。”
明代邢慈静生于万历元年(1573),她的胞兄就是书法家邢侗。年二十八(1600)才出嫁,恰是这段时间,特别是胞兄的亲自指导(邢侗1586年辞官归家),奠定了邢慈静一生的书法基础。1600年,邢侗刻就《来禽馆帖》(包含定武本《兰亭序》,赵孟《兰亭序》、《黄庭经》,索靖《出师颂》、《唐人双钩十七帖》等)。邢慈静归乡后,遍临《来禽馆贴》,书法更为精进。
清代张纶英,张琦第三女,工书,为包世臣所称颂。父张琦颇有文名,与其兄张惠言合编《词选》,开“常州词派”之先河。张纶英的行书神似唐代大书法家李邕,作品大气磅礴,刚中带柔,既有女性书法的阴柔之美,又有男性书法的阳刚之气。张纶英为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的老师。赵之谦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
(三)婢女、名妓
宋代文人读书做字时一般都会有姬侍、婢女的陪伴,久而久之,一些聪慧的姬侍、婢女也就受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侍妾朝云,《东坡集》记载:“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书史会要》也记载朝云“学轼楷书颇得其法”。辛弃疾的两位侍妾田田、钱钱也工于书法,据《书史会要》记载:“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
唐代以名妓身份善书的女性书家以曹文姬和薛涛最为著名。曹文姬对于书法的态度可谓痴迷,她每天要写上千字,当时的人都称她做“书仙”,认为她的笔力为“关中第一”。《书史会要》中有记载:“曹文姬,本长安娼女,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薛涛的诗书俱佳,《宣和书谱》评价其:“作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此外,薛涛善制笺,薛涛当时就是在这些自制的深红色小彩笺上书写诗歌,与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等众多名士竞相唱和,“薛涛笺”也因此风行千载。
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更为人所熟知。陈寅恪不仅赞誉柳如是为“女侠名姝”,还著书十万言《柳如是别传》。清代书法家、赏鉴家翁同龢赞叹柳如是草书“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并自注云:“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柳如是擅书,在当时即有盛名,当时书名盛于大江南北的“嘉定四老”之一的程孟阳称柳如是“书势险劲”“楷法瘦劲”,这种评论无不指向柳如是书法在风格上的大气。钱谦益盛赞柳如是书法“芳树风情在,簪花体格新。可知王逸少,不及卫夫人”。传世作品有《题望海楼七言联》《嘉莲诗翰墨迹》《月堤烟柳图》。
(四)巾帼志士
近代以来,女性的社会角色、自我认同以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近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有的女性从内闱跨出家门,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活动中。其中,秋瑾堪称代表。秋瑾(1875-1907),东渡后自称“鉴湖女侠”,留日期间,先后参与各种反清进步团体,十分活跃。1907年春,回绍兴老家任大通学堂督办,准备皖浙两省起义。后起义失败,同年7月13日被捕,15日凌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秋瑾工诗词书法,她的作品多为宣传民主革命、妇女解放而作,譬如行书《感愤》条幅,笔调雄健,豪放悲壮,既有欧阳询书法之骨格,又具李北海之雄浑,书风与诗风皆豪迈激昂,奋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观其字如见其人之磊落正大。
叁.古代女性书法的基本特征
(一)擅长书体以楷书为主
《书断》称卫夫人“隶书尤善,规矩钟公”;颜真卿《魏夫人仙坛碑铭》记魏夫人“能隶书”,宋代李昉《太平广记》亦称她“能隶书”;王普贤的墓志铭称其“妙闲草隶”;《南史·梁后妃传》称武德郗皇后“善隶书”。魏晋之际,无楷书之名,以隶书称之。后世女性书家如唐代之金仙公主、房嶙妻高氏、吴彩鸾,宋代之杨妹子,元代至管道昇,明代之蔡玉卿、柳如是,清代之曹贞秀、张纶英均擅长楷书。
(二)风格以柔美和雅为主
《书断》用“宛然芳树”比喻卫夫人的书法,《书苑菁华》记“唐人书评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书后品》称谢道韫的书法“雍容和雅”“芬馥可玩”。陆机妻李夫人的书法,庾肩吾《书品》称“披其丛薄,非无香草;视其涯岸,时有润珠”。沈婺华的书法,《述书赋》喻之“晚晴阵云,傍日残霞”。均以物象作比喻。《众香词》评价马守真:“姬稍工笔札,通文辞……书若游丝弱柳,婀娜媚人。”当然,女性书法也有潇洒从容的风格,《书苑菁华》记桓夫人的字“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令人意味深长的是,通过梳理有关古代女性书法的评论,同时及后世的评论者常用“不类女郎书”“无女子气”“有丈夫气”等等来作为对女性书法的褒赞,其实背后隐含了男性的视角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评价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女性普遍是受压迫的形象,是历史天空下“沉默”的一族。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钳制下,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女子隐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女性在书法史上留下了她们的名字,她们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与对书法的独特理解倾注笔尖,书法风格隽秀雅逸,形成了书法史上另一道绚丽的风景。
(作者:杨勇,系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编审、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