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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对当前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方的态度是鲜明的，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在实践中，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以最大的诚意处理摩擦，以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构建合作，是中方的一贯选择。但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认知和实践，都非常令人担忧：在2017年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定义为所谓挑战美国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在2018年开始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多次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出尔反尔；2019年4月3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斯金纳公开声称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美苏冷战，是文明内部的冲突”。历经种种考验和挑战的中美战略关系，再度面临被扭曲，甚至是被破坏的重大风险。
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亚信峰会并作主旨发言时明确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自本届美国政府执政以来，美方种种危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言行，包括斯金纳发表的明显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让我们看到了一批堪称“冷战活化石”的人。他们有着过时的知识结构、扭曲偏执的价值观以及存在显著缺陷的个性心理特征，影响甚至主导了美国的核心决策圈，导致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其中，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就是最为典型和极端的代表。
出生于1953年11月27日的班农有着异常丰富的经历，曾经作为联合创始人担任过剑桥分析公司副总裁，这家公司后来卷入了滥用社交平台脸谱公司数据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丑闻；创建了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最重要平台的布赖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网站；在2019年第四次组建的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中，班农也以荣誉成员的身份位列其中。根据美国的主流认识，所谓“另类右翼”的核心是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本质是种族主义和仇恨；其自我标榜的理念是反建制，敢于突破禁忌，反对自我审查，认为平权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已经过度。其支持者认为应当保护西方文化，反对“一体化”的融合思想。
相比普通的另类右翼成员，班农因为在当前美国决策圈中的活跃，以及广泛影响，而显得尤其危险。班农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不能用普通的敌意来形容，堪称歇斯底里甚至是癫狂：在他眼中，美国是“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而中国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在他眼中，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全球霸主”，他妄言中国持续对工业民主国家发动经济战争，中美贸易争端是“根本冲突”，他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妥协”；他恶毒抹黑中国，宣称有“千百万人被囚禁在劳改营”，世界已经分裂成“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他叫嚣要把中国“打回到第三世界”。当然，在班农的世界观里，美国也已经行走在一条错误且危险的道路上：过度强调性别平等，过度强调多种族融合，主流媒体过于娱乐化，过于自由和包容，信息流动失去了控制；为此，需要像他这样保持“清醒”的少数，来进行指导和匡正。尽管班农自己多次否认，但从他那些颠三倒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叙述中，还是能够清晰地发现，他认定的理想化的美国，是一个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教徒主导的美国，这个美国可以在形式上接受各种肤色和族裔的群体，但是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上，必须坚定地接受和认可具有显著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至上思想，否则，就意味着西方文明行走在一条趋于堕落和自我毁灭的道路上。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班农的这种思想显得格格不入，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但是，当人们回顾历史长河，就会发现，在西方，班农的这种思想并非第一次出现：
1930年代的德国，曾经有个小个子的波西米亚下士在街头巷尾，在啤酒馆，就德国的前途和命运，就德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就德国农民的面包，以及德意志民族在阳光下的生存空间，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蓄着标志性小胡子的希特勒还成功地煽动起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并最终将德国自身以及整个世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1950年代的冷战初期，曾经有个美国国会议员，号称掌握着一份长长的名单，认定“共产分子”已经渗透入了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和机构，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让美国面临安全威胁和风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麦卡锡议员的疯狂叫嚣中，被迫接受所谓“忠诚调查”，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笼罩着美利坚。尽管最后麦卡锡议员以遭到申饬面临政治生涯和个人声望的彻底破产，但其对美国产生的伤害，影响甚为深远。
而今天，秉持着高度类似的偏执风格、扭曲的认知框架，以及过时知识结构的班农先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开历史倒车，将世界引向中美相撞以及由此带来的深渊。这当然必须引起所有爱好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高度警惕。
班农的偏执认知，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美国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人格化具象。这在他的言论和思想中，可以找到清晰的证据：2017年，担任了7个月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被踢出了特朗普的团队，赴日本参加了世界白人保守主义大会，在其演说中提及中国的威胁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英国的脱欧和2016年的特朗普竞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出口其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看到这些真相的，不是那些精英们，他们在选择性地失明。在美国和英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劳动阶层，他们知道那些工厂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那些工作转移去哪里去了。”
这就是班农及其所代表的新右翼进行政治动员的“法宝”：将中国塑造成为替罪羊，煽动欧美国家中下层群体的不满情绪，并鼓吹中美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而真实的原因是，美国的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中，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而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人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导致工厂转移的原因，不是所谓中国的不正当竞争，而是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曾经在高盛驻洛杉矶分部做过两年投资银行家并升任副总裁的班农，对金融资本的真实游戏并不陌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班农对被戏称为华尔街“肥猫”的金融家也并不感冒，认为这帮人的贪婪正在毁掉他理想中的美国。但同样清楚的是，班农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允许他指出真正导致美国工人困境的原因是资本的贪婪，那样的话就会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采取的是和1930年代德国面临各种困境时希特勒采取的一样的方式——塑造一个替罪羊。区别在于，班农选择的是中国，试图实现“一石三鸟”：其一，遏制中国的挑战，延续美国的霸权地位；其二，有效转移日趋显著的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焦虑和不满，拓展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政治合法性；其三，塑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极右翼思想在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从实际效果看，班农说出了相当一部分美国精英不方便说的“心里话”。因此，这种看似不符合所谓美国主流价值观、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才会在一个特定的圈层大行其道，并且还能够在班农离开白宫之后，继续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过程产生某种实质性的影响。
和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一样，班农非常明白掌控媒介进行精准传播的重要性，所以他联合创建了剑桥分析公司。相关证据显示，他更大的兴趣在于通过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能力，主推极右翼思潮在社交媒体中的有效传播，进而重塑被“自由主义左翼”过度影响的欧美发达国家民众的认知和思维。而创建布雷布赖特新闻，也可以看作构建新右翼思想桥头堡的典型努力。在2012—2017年间，特立独行的班农凭借其对美国主流思潮以及所谓“过度发展的美国自由主义左翼”的批评，引起了以默瑟家族为代表的美国资本集团的浓厚兴趣，并获得了相当丰厚的资金支持。但是2017年以后，班农思想的极端程度已经偏执和癫狂到了这些资本集团都感到有些难以忍受的地步，尤其是其不断膨胀的种族主义思想，更是触及了某些游戏规则的底线，于是便有了他从白宫以及布雷布赖特新闻被扫地出门的结局。
很显然，有时候看起来很疯狂的班农其实是非常清醒的，他将重点集中转向了中国，通过以极端荒谬的逻辑，去放大和塑造所谓的中国威胁，他得以在第四次组建的当前威胁委员会中，以荣誉会员的身份，继续其癫狂的演出，用看似有理的逻辑，以最大的恶意，歪曲解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的华为等公司在5G领域取得的成就，为美国霸权的维系贡献他疯狂、危险而错乱的思想。
但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当曾经一度如日中天的美国霸权已经沦落到需要班农之流为其摇旗呐喊、保驾护航的时候，2019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以中国的智慧，向世界指出了全然不同的画面：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等四点主张，共建一个平等、开放、包容、繁荣的世界。一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相比班农用于贩售焦虑、冲突乃至战争的“文明冲突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乃至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无疑才是历史行进的正确方向。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能否重新回到良性竞争与建设性合作的轨道上来，关系全球的安全与福祉。爱好和平，渴望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各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班农这类偏执且疯狂的“冷战活化石”扭曲中美战略关系的狂躁演出，共同朝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明天，迈出坚定而有力的步伐。所谓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莫外如是。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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