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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化传千年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书院是极其醒目的地标。唐宋以来千余年间，书院所体现出的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学术追求，以传道新民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学相长、教教相长、学学相长为特征的教学理念，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鲜明象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斯文正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学脉，弘扬书院精神，《光明视野》版将通过系列报道来聚焦书院的前世今生，挖掘书院中的文化脉络，探求书院传承和发展的更好路径。
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形式，书院始于唐、兴于宋，至南宋时发展成熟，经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为学堂。
千百年来，继往圣、开来学，书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养者、造就者，还辐射到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家，至今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进入新时代，书院该如何活在当下，继续扮演好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我们又该如何推动书院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成为值得关注的时代话题。
壹.千年一脉
初夏的岳麓山，林深叶翠。拾级而上，及至山门，宋神宗手书的御匾映入眼帘时，岳麓书院便到了。
如果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开设“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算起，岳麓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千百年来，岳麓书院人才辈出，正如院门旁悬挂的对联所描述的那样——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是一个流水对，成于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彼时书院大修完工，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名曜出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贡生张中阶应声对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惟楚有才’可以说是岳麓书院的一个真实写照。自成立始，岳麓书院始终立足于学术前沿，一直是三湘学子乃至天下学人向往的儒家文化圣殿。”肖永明说。
宋代，岳麓山被誉为“道林三千众，书院一千徒”；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著名理学家曾经在此讲学、授徒，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形成湖湘学派。著名学者朱熹不远千里来访，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内与张栻讨论“太极”“中和”问题，留下了“朱张会讲”的佳话，开书院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
明中期，王阳明来到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讲学传道。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
清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等都从岳麓书院走出，留下“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美誉……
同样在湖南，距长沙不到两百公里的衡阳，石鼓书院更早萌芽。1200多年前，唐代士人李宽在石鼓山结庐读书，刺史吕温曾访之，题名为“寻真观”，成为石鼓书院的雏形。
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将其拓展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湖湘学子和文化精英在这里汇集一堂。随后，宋太宗、宋仁宗先后赐额，石鼓书院如日中天。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倡导以义理之学授徒和书院教学要重践履、穷理而笃行等理念，成为中国古代书院共同遵循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朝廷赐额、朱子作记两件大事，使石鼓书院名扬天下。
就在湖南书院星辉灿烂的同时，数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的白鹿洞书院，正在庐山五老峰南麓茁壮生长。
时光追溯到唐代，诗人李渤来此隐居读书，因李渤养有白鹿，居所便被称为“白鹿洞”。白居易过江州时，曾赠李渤诗：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
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吴国富介绍说，南唐升元年间，朝廷首建书院“白鹿国学”，这以后，历代多个皇帝对白鹿洞书院均有御赐御批。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任南康知军，到任伊始，他首先修复的就是已衰败的书院，并自任洞主，制订教规，邀请当时名家来此教学授徒，开“讲会”之先河。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四面八方的名流、学子聚集于此，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孜孜以求。朱熹甚至请来与他观点相左的陆九渊讲会，让不同的观点在书院讲会中碰撞。
同时期，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也因群贤毕至而熠熠生辉。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嵩山文化学者宫嵩涛介绍说，从五代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开始，嵩阳书院已经成为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文化活动的教育场所。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范仲淹、邵雍、杨时等诸多名师硕儒讲学于此，成为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吾道南矣、程门立雪等著名历史典故即源出于此；司马光不仅在嵩阳书院讲学，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第9～21卷还在这里编纂而成，留下千古佳话；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杨愈、谢降等人嵩山登高履胜，莅临嵩阳书院举行文学雅集，每人唱和嵩山诗十二章，今传于世，为嵩阳书院增色不少。”宫嵩涛说。
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这些中国书院的代表者，虽天各一方，却沿着相似的轨迹演进着。它们和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其余8000多所书院一起，继往圣、开来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成为卓越人才的培养者、造就者，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朝鲜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成为中国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此后，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也成为中国书院传播的目的地。
贰.百年流转
时至晚清，历经辉煌的书院，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引起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书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肖永明介绍，光绪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将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门，增加算学、译学两门“西学”，还在每月的院考中废除八股文的内容。王先谦还购买宣传“新学”的《时务报》发给学生读。不过，受制于时代，王先谦的改革立足点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书院之外增设学堂以传授西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迫于时势，采纳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诏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省书院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渐推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到任的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课程有经学、史学、国文、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生理、英文、体操等。
至此，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从传统书院发展成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此后又历经多次变革，终于在1926年，于岳麓书院旧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1950年，毛泽东同志手书“湖南大学”匾额，一个近代教育的新阶段开始了。
20世纪70年代，湖南省委托湖南大学管理、修复岳麓书院，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目前，岳麓书院已经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岳麓书院如今是被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传统书院，目前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高扬的今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应充分发挥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开拓出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一方面扎根中华大地，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从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资源，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学术体系，培养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才。”肖永明说。
和岳麓书院类似，白鹿洞书院也在清末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田租为中学堂经费。宣统二年（1910年），在书院旧址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白鹿洞书院遗址曾遭火灾，藏书大部分损失。民国七年（1918年），康有为曾题写“白鹿洞书院”横额，书院也偶有修整，但始终难挽颓势。抗战时期，书院遭到日军破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作为“中正大学”的永久校舍，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白鹿洞书院的遗址颇为关注。由地方文教部门派人进行管理。经过几十年重修，目前，白鹿洞书院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之一。
嵩阳书院则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了漫长的转型之路。宫嵩涛介绍说，光绪年间，嵩阳书院停办后，先后由嵩阳高等小学堂、中岳中学、登封师范学校、中共登封县委党校、登封县教师进修学校等断续使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因为长年的只使用、不维修，嵩阳书院变得破破烂烂，濒临坍塌。”宫嵩涛说。
1982年至2005年，嵩阳书院开启全面维修保护，讲学、祭祀、藏书、斋舍、御碑亭、接官亭等历史建筑得到保护，清代嵩阳书院原有建筑布局和环境风貌得以恢复。
“书院教育在传统社会里历经波折，但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对于中国而言，西化及全球化的历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及传统教育的结束。这种结束，一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一日千里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带有‘休克式疗法’的偏激。”吴国富说。
传统书院的终结，是否意味着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南辕北辙呢？对此，吴国富持否定态度：“清朝晚期，传统书院宣告终结，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书院上千年的积淀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叁.老树新花
与郑州大学合作，新建一所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培养体系，嵩阳书院在新时代“活”了起来。
与九江学院合作，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续编白鹿洞书院志》等书，白鹿洞也突破了历史藩篱，“活在了当下”。
除此之外，九江学院和郑州大学还联合开展“白鹿·嵩阳书院文化之旅”，通过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古诗词吟诵等文化项目，寻找书院的现代生存样式。
书院在当下，老树开新花。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的探索，是传统书院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一个缩影。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书院的思想文化价值，以书院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动，在保护和利用书院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很多经验。
“存世的书院理应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活’在当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现代人才作出更大贡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现代社会充分发挥书院的功能，包括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社会服务几个方面。”肖永明说。
“纵观人类社会的教育史，一类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一类是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教育，两者的目标、内容、方法都极不相同，但无疑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书院教育围绕‘人之所以为人’这一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文本，以历史实践为案例，以书院为依托场所，以‘会讲’等为方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现实目标，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培育了广大民众的道德心理，促进了社会的优化，这些都是应该传承和发扬的。”吴国富说。
在肖永明看来，书院精神是书院的灵魂，是古代书院制度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在人文精神不断失落、功利主义愈演愈烈当今社会，书院精神越来越显现出其价值，需要我们大力的弘扬和传承。
“中国古代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办学风格，逐渐积淀、凝练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这就是‘书院精神’。其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院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重视生命意义、以人为本、立德为先、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文精神；担当天下、传道济民、教化社会的经世精神；穷本探源、极深研几、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囿成说、不断超越、与时偕行、引领学术思潮的创新精神；有教无类、自由讲学、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之间质疑问难，‘疑误定要力争’的自主精神。”肖永明说。
传统书院结晶的这些宝贵财富，如今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珍视，在国内，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都纷纷展开书院制试点。2014年7月，这四所高校还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在北京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探索传统书院精神和现代大学精神融合共生。
“传承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首先需要对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需要在现代的文化、教育实践过程中借鉴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从中获得启迪。”肖永明说，现在很多学校，重知识的传授而轻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养成，书院教育强调“求道”“求学”统一的人文精神，不失为矫治这一偏弊的良药。“当下，不少大学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压、摆脱严格管束之后，学习动力不足，对所学的知识不愿意深入思考。书院教育对学生自主性、主动性、怀疑精神的强调，可以为克服这种倾向提供帮助。”
吴国富也认为，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教育，凸显了重视科学、知识的长处，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以人为核心”的教育，是科学与知识教育无法取代的教育，它与人类社会相终始，必须经过很多历史实践才能较好地把握。
探索现代书院制，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吴国富认为，从内容上看，书院教育应当研究和传承儒家经典，以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为主体精神，背离这一主体精神，就不能称为书院教育。“知行合一，知与行良性互动、互相促进，是衡量书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标。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条去行为，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国正面临着构建现代大学精神、大学价值理想的任务，传统书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经世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自主精神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在对这些精神价值重新进行诠释、阐发之后，将其纳入现代大学精神之中。”肖永明说。
（本报记者 张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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