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哲学视角看市场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逻辑。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市场竞争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度推进，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史无前例，配置市场的精神资源更显紧迫和重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市场精神，对21世纪中国人来说，已不仅是一种感觉和体验，而是一个需要积极思考的认识对象。

市场精神的历史演进

    翻开“市场精神”的认识史，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有过相关论述。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最先发起有关现代市场精神问题的讨论。英国的工业革命催动了欧洲现代性发育和发展，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亚当·弗格森认为，新商业社会的文明市场，要摒弃野蛮愚昧人性状态，必须重视民族精神和商业艺术的进步。亚当·斯密把“交往、物品交换和交易”的倾向与“思考和言语”的天赋联系在一起，把市场交换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思想的交流沟通。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天才地预设并论述了市场交换与道德情操的关系，从利己与利他相契合的人性角度，论述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精神伦理原则。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市场精神”道德版的学术力作。

    19世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矛盾原理，指出市场的利己主义行为，需要利他主义精神的提升，尤其是国家普遍主义精神的整合，市场应当体现历史特殊性（人的欲望、自利本能）与历史普遍性（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历史理性）的相互统一。

    马克思深刻改造了黑格尔上述思辨哲学命题，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要实现普遍经济正义的国家精神，必须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形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意义地提出了市场精神范畴联想，同时也阐发了现代市场的文化动力学思想。

市场精神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何谓市场精神？市场是一个充满着商品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交换的物质空间，它有着精神内在驱动的原理。市场主体是人，人是能思想的芦苇，精神必将充盈于市场的“原子与虚空”中。所谓市场精神，它是市场主体实践活动遵循并固守的价值观的总抽象，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更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特质、民族信仰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决定。市场精神深层次关涉市场性质、面貌、发展方向，以及人类的生存境遇。

    通常而言，市场精神有三种形态：其一，作为知识形态的“市场精神”，主要讨论市场与文化、市场与道德、市场与法的观念、市场与信仰等问题；以及市场的历史化意识，如市场精神的文化基因、市场起源说和逻辑预设等；价值判断，如经济行为人的道德原则、意志表达、意义追求；市场教条，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教条之说。其二，作为感觉形态的“市场精神”，主要指现实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所呈现的某种具有惯例性质的态度、作风、风格、原则及立场，尽管感觉形式多样，但根本价值观一致。如注重契约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另外，体现在市场氛围所特有的价值观暗示、市场审美的主体意向、广告条文及符号隐喻中的价值观引领、企业治理的文化偏好等方面。其三，作为无价值取向的“市场精神”，体现在市场行为的习俗和默会知识中，如消费者共有的偏好、不证自明的市场规则暗示。总之，一方面，市场精神是市场人力作用体系中的最高、最抽象形式，是市场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因和目的因；另一方面，市场精神决定了市场文明的基本状况和水准，全面反映着相关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的根本属性；再一方面，市场精神通过内化到企业家的心理、情绪、意志中，构成企业家精神养成的重要基础和价值观前提。

    市场精神从当代性和市场共有特征来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特点：

    一是崇尚市场自由的精神。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对个人经济活动权利的确认。亚当·斯密说，市场自由不是人类主观设计的结果，它是人类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当然，市场自由既是客观的无意识行为，也包含着主观评价过程。理性化市场自由，应当如康德所说，只有使每个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可以与其他一切人的同等自由和谐共存的范围，才能够使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因此，市场自由必然是一种法治的自由，它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以便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市场行为者在价值规律以及法规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下，拥有对自己自由选择一切市场活动的权利。

    二是追求平等的精神。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平等是合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意味着在确保每个市场行为者的人格、人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努力戒除一切因性别、国籍、年龄、肤色、认知能力、社会等级以及身份等差异而导致的分配、交易、财产占有、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三是守护契约精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哲学家休谟指出，市场遵循三个原则：财产的稳定占有；经同意的合法转移；遵守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市场秩序的基石。产权让渡都要以契约为根本，重要的不是契约文本的外在形式，而是履行契约的意志和德性。自觉履行契约，意味着预设无所不在的市场“监督者”成为道德自我约束力的重要显现。提倡彼此遵守约定规则的诚信精神，其本质就是契约精神。

    四是遵循经济理性的精神。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除了公共产品，其他的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精神，就难以使企业做到极致、产品做到极致。

    五是倡导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精神。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创新与自我革命的辩证哲学理念。这不是资本主义专利，它是现代市场精神特有的秉性。市场的本质就是否定，产权让渡就是斯宾诺莎式的“规定即否定”。否定的终极原因正是来自人类不断追求物品的完美和完善的本能诉求，市场正是通过不断的内在否定，才能促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企业不断凤凰涅槃式获得新生，市场才能充分体现当代性的能级水平。使古代集体无意识的交换市场，过渡到今天充满着高度自觉意识的交换市场。当代人求新求异的需求不断变化，必然铸就市场呈现“太阳下面天天有新物”的发展节律，必然带来“小的就是美的”企业哲学。因此，追求市场内在的否定精神，就是企业家善于自我交战的品格。企业家往往是自己摧毁“自己”，把过去的成功，视为未来前进的包袱和障碍，一种新产品成功问世，同时意味着在研发系统内该产品的市场生命的终结。不是跟着市场感觉走，而是要跟着靠企业自主创新不断引领市场新偏好的道路走。

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影响并决定着企业家精神

    当下市场精神按不同社会制度来辨识，主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市场构成，是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如亚当·斯密所说，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中，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商业社会自然达到丰裕。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有三个观察点：一是追求原子式个人主义自利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史，都可以被看作是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二是追求“零和”至上的精神。市场竞争具有达尔文进化论的天则，弱肉强食，强者必霸。零和排除分享、共享、他享的存在，主张竞争应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占有成果是不可违背的公理，至于靠同情与怜悯的成果享用，那是非竞争规则的慈善事业。三是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实现的意志。社会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虽然作为范畴定义两者不可等同，但两者在现实社会中关系甚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本质地反映在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互渗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资本是社会的轴心，也是权力的根本。资本的利益集团是社会的主体，多党派选举的背后是资本利益的角逐，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市场精神内在的、本质的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则提倡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公平公正原则，最优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也有三个观察点：一个是追求全球经济正义的原则，私有制国家政治制度决定了相应市场规则的阶级属性，在“让富人更富”的市场规则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经济正义可言。社会主义努力用一种新型的政治正义原则——人民性，来整合并调节经济正义的实现。在参与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中，秉持全球经济正义的原则，在极度经济理性化和资本私有化的世界里，通过以社会主义先进的制度创新为示范，探索并践行一种超越以资本为轴心的国家制度的新制度形式，用政治理性的制度创新，矫正全球经济非正义倾向，变少数富人经济学为人民大众经济学。经济正义意味着实质正义、过程正义、程序正义、分配正义、结果正义。二是追求历史进步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弘扬、是否有利于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全社会利他主义精神的弘扬作为考量坐标。三是追求经济利益最优化实现的目标，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平衡。

    市场精神与企业家精神有着内生关系。特定的市场精神影响并决定着企业家心性、德性和知性的构成。追求真、善、美的市场精神，有助于企业家精神构成的政治站位、思维格局以及利他主义偏好的坐标定位。应当说，最能够起到对市场推动作用的是企业家，因而市场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企业家最直观的精神范式的表达。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充分体现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之优长的哲学境界，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商精神，而是一种具有很强当代性的社会主义市场文化，是具有特殊性、个别性、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它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当下中国各种优秀文化（包括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吸纳）的主体建构。传统向现实转换是儒商精神实现当代生命力的关键。

    （作者：张雄，系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