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中国文论一个原创性概念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说为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创性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对中国士人精神的挺立、中国文论精神境界的提升有重要的基原性意义。

    一、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关于孟子“大丈夫”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朱熹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又曰：“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仁是人之本心。孟子由“仁民”推恩至万物，主张“仁物”。孟子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正义》引程氏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仁心、仁民、仁政到仁物，从思想情怀来说，体现了孟子对天下苍生的关怀，有广博的宇宙情怀。这对后世大丈夫的处世态度产生深远影响，东汉陈蕃年少就立“清世志”。杜甫就是一个极富仁者情怀的诗人，清代吴乔说：“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我们认为，孟子“仁”的思想对后世文论的影响更体现在其情怀境界和思维方式上。就情怀境界来说，古代文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这是深广的宇宙情怀。古代文论“文”的内涵极为广泛，有所谓“天文”“地文”“人文”“万物皆文”，如《文心雕龙》开篇即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篇》）天地万物皆有文，最富灵性的人处其间，当然也有文。这种由天地万物之文推演及人文的理路，就其思想情怀而言，就是一种深广的宇宙情怀。就其思维方式来说，孟子“仁”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物感说”。如：“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篇》）一叶一虫，清风明月，白日春林，四季物候，都能引起作家的生命感动，与圣人恩及万物，情同万物，不也是同一思维路向吗？

    孟子以“礼”作为“大丈夫”的重要品格，他所谓的“礼”是指“以义匡君”，不为“非礼之礼”（《孟子·离娄下》）。儒家认为，礼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小至父子家庭，大至君臣国家，都可以靠礼来维系。礼义兴则家旺国治，反映到文学伦理上，就要求文学也要发挥文学的应有功用。受此影响，后世文论认为，文学对社会伦理要有调节功能。《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孟子主张，“大丈夫”要行“大道”，何谓“大道”呢？朱熹注曰：“大道，义也。”在孟子看来，“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涉及义利之辨这个人生根本取向的问题了。孟子认为，“义”是决定言行的唯一取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甚至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

    二、得志与不得志。关于孟子“大丈夫”说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朱熹集注云：“与民由之，推其所得于人也；独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关于仕途穷达及人生出处，孟子在另一段话里表达得更为清楚：“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两段话对后世文人面对仕途穷达时的人生抉择影响可谓深远。

    文人志得意满，自然张口天下，落笔苍生，俨然以指点江山、舍我其谁自许。而当仕途失意之时，则易生百态，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相对容易，“穷则独善其身”则难。在仕途上，孟子自己就是一个不遇之人，他的人生抉择对后世大多数怀才不遇的文人来说，更具有典范意义。东汉王充就把孔、孟都当作“君臣不遇”之人：“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论衡·逢遇》）文人多有怀才不遇之叹，发之文字，往往成为千古绝唱。于是后世文论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等文论话语。

    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各种歪理邪说满天下，只有抵制各种“邪说”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来为道义辩解。这是一个大丈夫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元代陈绎曾撰《文式》说：“孟子之辩，计是非不计利害，而利害未尝不明。”点出孟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孟子思辨求真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后世文人之所以较多地继承子学传统，与历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关。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刘勰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篇》）

    三、三“不能”。孟子“大丈夫”说第三个层面的内涵，我们暂且称之为“三不能”精神。朱熹集注云：“淫，荡其心也。移，变其节也。屈，挫其志也。”孟子的“三不能”说对后世文人保持赤诚之心、坚守高贵节操和高远志向有深远影响。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还主张做人做事要“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赤诚之心”即真心，要求内外统一、表里如一，这跟后世文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李贽就提出“童心说”。这一主张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王充、刘勰等人均受其影响。王充《论衡》提出“实诚说”：“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王充认为，圣贤所作皆实诚之作，不空为妄作。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讨论作家作品的内在联系，力主人品与文品统一。《宗经》篇提出“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说明文章和作家品行修养的密切关系。《情采》篇提出“文质附于性情”“辩丽本于情性”，也就是说，外在的文辞要以内在的情性为根本依托，如果外在的“言辞”与内在的“志”不一致，这样的文章是不足取的。古代文论提出“诗出于人”“诗为心声”“文如其人”等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延续。

    孟子对气节、节操的崇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后世文坛士子更不乏“不移节”“不屈志”的传统。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从东林党人到戊戌六君子，俨然形成一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仁心”为根本，以“大道”为正路，仕途穷达不离道，富贵贫贱甚至生死都不改操守，极大地挺立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品格，提升了中国文化包括文论的精神境界。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