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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博物馆里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个贯穿古代和中世纪贸易的路线体系，它将东西方国家连接了起来。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多集中于探究其起源、功能及不同时期所运输的商品的特点，并强调了各区域中心在贸易往来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方交流形式。当然，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文明中各种成果的交流之路，在古欧亚大陆人民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融合作用。这条路线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基于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中的资料，可以探究丝绸之路沿线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间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关系。
古丝绸之路对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这一历史交通网络的鼎盛期大约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当时，中国使节前往中亚大陆，直到公元14世纪蒙古人穿越亚欧大草原，建立北道。沿线商人出售各类商品：马匹、宝石制品、玻璃、象牙、棉花、羊毛、亚麻、香料、熏香、茶叶。到19世纪，这一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
到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养蚕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并最终形成了世界性的垄断。中国家庭的成员，尤其是妇女，熟练地照料桑树，用嫩桑叶喂蚕，严守着生产丝绸的技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无从得知丝绸的制造方法。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公元70年左右甚至写道，制作丝绸的生丝是从树叶上长出来的。罗马帝国花费了大量的真金白银购买丝绸，普林尼估计这些花费高达每年1亿塞斯特，十分惊人。公元前1世纪，丝绸是如此昂贵和稀有，即使是富有的罗马人也只能买得起一小块，然后把它缝在亚麻或羊毛的衣服上作为珍贵的胸饰。中国出售的丝绸数量从公元1世纪开始增长，当时除了陆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海上航线也开通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中国依然保持着对丝绸的垄断，西方国家直到公元6世纪才发现丝绸生产的秘密。
自公元前500年后的两千年里，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四大文明中心。这两千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亚欧之间知识和物质交流的主要渠道。它沟通融合了各地区和各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可以说，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1—2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宏观的政治体系，它包含了整个旧大陆的文明地带。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包括中亚大部分地区、阿富汗和印度）和中国四大帝国逐步形成，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了跨大陆交通的发展。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中足以看出丝绸之路在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起到的作用。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博物馆馆藏中最丰富的是装饰品和实用工艺品，这些藏品展现了中亚地区各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考古材料使我们能够专注于欧亚与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在分析文物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相似的文物，它们可能与历史上已知的民族的某种文化表现相关联。
中亚的工匠们成功地将中国的工艺特征和装饰图案移植到贵族或统治精英的服装（特别是丝绸）、银盘、碗、水壶等物品的制作中，体现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B.吉伦斯沃德对中国银器装饰及其在公元8—9世纪的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研究。B.I.马沙克吸取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古迹的考古发现，收集了关于西方金属浮雕借鉴中国艺术的重要证据。
在中亚、南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的古遗址发现了大量通过丝绸之路自中国进口的物品，证实了中国对西方、北方及一些独立国家的历史影响。国内外科研成果使我们能够找出中亚历史上与中华文明相互作用的层面。
从铜镜装饰看文明交流互鉴
古代和中世纪的镜子标志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展示了传统和原始合金生产工艺的特点。镜子上的图案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镜子被反复仿制的过程，促进了装饰图案及寓意的同化和发展，丰富了当地艺术。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现的铜镜表明，中亚地区与中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和外交联系。其中一种就是通过同一面镜子的碎片缔结的合同：通过将碎片拼成一面完整镜子的形式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这种合同显然有口头和书面的条约支持，但拥有的某面镜子的碎片代表着参与某项交易的资格。在哈萨克斯坦各地都发现过大量的镜子，有整面的，也有碎片。这些镜子是进口的，或根据进口的样品在当地作坊生产的。
具有鱼形象的镜子有相当多的构图方式。也许这一形象的寓意已经为这类镜子的制造商和消费者所熟知，比如在游牧民族的遗迹中发现了中国镜子的复制品，上面逼真地描绘了溪流中的鱼。不过在游牧民族的文物中，饰有带鱼的图案一般是采用当地的原始工艺制作的。中国镜子上两条鱼的形象（鲤鱼）出现在汉代，象征着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的希望。鱼被描绘成阴阳的象征，它们仿佛在互相追赶——一条鱼的头连着另一条鱼的尾巴。
镜子上的纹饰不仅仅有鱼和波浪的图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生命的起源是天和地这两种对立力量的统一。雨是天地结合的具体表现。波浪、云彩和螺旋是雷电的象征，漂浮在海浪里或云层和火焰中的龙，是雨神的象征。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云，瞬息万变的，象征某种预兆。云纹在汉代非常流行，并成为最重要的装饰图案。在唐朝，有一种浮云的图案广为流传，它来自一个带有螭龙和鸟类图像的古老装饰品。还有一种“云和花”的图案，突出表现为呈云状的花草（叶）纹饰。在这种图案的寓意取自“云”和“运”的谐音。因此，云已成为幸福和好运的象征。后来又有了更复杂多样的云纹——“流云”“盘云”“团云”等，反映了自然界中云的丰富多样性。水纹在中国艺术中也很受欢迎。水是生命之源，水纹寓意着神圣和纯洁。根据其状态，水纹也有不同类型。水可能会飞溅、泛滥、平静，或奔流不息，因此水纹也会发生各种变化，并具有各种含义。
收藏品中还有一面刻着小鸟图像的铜镜，绘有四个汉字铭文：“家常富贵”。在象形文字之间绘有成对的小鸟，相邻的鸟朝向相反，即头部均朝向象形文字。类似的镜子广泛分布在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目前已发现有9面此类镜子。中世纪的绘有对立的鸟和象形文字的铜镜是中国西汉铜镜早期仿制品。这种仿制的技术在晚唐时期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并一直持续到10至15世纪。Tossiche镜子指用米努辛斯克铸造工艺制作的镜子，可追溯到13-15世纪。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芬兰国家博物馆也有类似的铜镜。
还有一面铜镜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无意间被发现的，具体的出土地点无从得知。中心圆纽周围有八个汉字，汉字之间有八个球形小凸起。外圈中对称分布形似拉丁字母“TLV”的图案。此类铜镜的刻文通常相当统一，寓意也相同；底座也大体相同，细节部分稍有不同。铜镜上铭文出现于汉朝早期，到西汉末期广为流传，人们普遍相信这些文字显示了铜镜的神奇属性，可以帮助所有者祛除邪魔鬼怪。研究员S.Kamann证实，形似拉丁字母“T，L，V”的图案与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有关，这些图案象征全世界的国家、四方边界和地之尽头。此类铜镜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被称为“规矩镜”。“V”形纹路，为“规”，即圆规；“L”形纹路，为角尺，即画图工具，可以用来画象征天地的几何图形：圆形和方形。“T”形纹路，象征高山，山是大地上的一部分。四个半圆形凸起和一个中心圆纽，象征五大方位（东、西、南、北、中）。每个方位都与一年中特定的时节和某种神圣的动物有关。中国神话中的动物都寓意吉祥、幸福。
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展品中还有三件饰有花卉图案的铜镜复制品。铜镜呈圆形，镜面中心有凸起圆纽，周围有八片艺术化的花瓣。装饰区域有螺旋纹、艺术化花瓣及牡丹花纹饰。铜镜边缘有拱形图案，高于其他部分。此类铜镜在中国元朝时期，由中国北部引入各地。尽管13—14世纪中国的铜镜产量下降，但此类铜镜的仿制品在中国、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依然使用广泛，展现了金帐汗国时期的蒙古居民与中原地区居民的文化传统和知识。此铜镜的发现地点、来源尚不明确，但参照与其类似的铜镜，它应该也是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或者河谷中被发现。
背面有圆纽的圆形铜镜成为中国铜镜的主要形式。这种流行趋势的出现可以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找到解释。中国古代人民认为镜子就是天的缩影，因为天是圆的，镜子也是圆的。镜纽象征着世界的“轴”，代表天地交汇之处。数量“8”代表着八方：南、北、东、西、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花朵就以这八个方位排布。
对于装饰图案的象征意义，我必须要说花在东方艺术中象征着富贵和完美。家具上的植物图案装饰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从古时起，每种花都有其神圣的寓意。博物馆中刻有牡丹花的铜镜通常是元朝和金帐汗国时期的作品，上面还常刻有荷花、康乃馨、郁金香、百合、菊花等其他植物。中国学者认为人们对牡丹花的喜好开始于2200多年前的汉朝时期。牡丹花的优势在于其花朵颜色丰富、抗寒能力强，而且还可以入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神话传说和艺术作品中。东干族人认为，牡丹象征着卓越和富有。很显然，这面铜镜也为辟邪之物，同时还带有富饶的寓意。
铜镜装饰只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小小例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长期稳定且多样化的联系促进了跨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中所有民族的发展。这些联系主要是指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毫无疑问，西方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中亚，都通过与中国成为军事和政治盟友获取了利益。与中国、罗马帝国以及拜占庭的贸易，为中亚绿洲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益，也增强了中国在西方的声望。即使是长期持续的战争，也因导致个人及整个民族的迁徙而促进了异国文化元素的传播。这尤其体现在与游牧民族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多个文明的交汇地，又吸收、借鉴了多种文化和世界观，哈萨克斯坦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座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间友谊与合作的桥梁。
（作者：阿依特古·哈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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