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语书写的丝路历史

    【外国博物馆里的丝绸之路】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该博物馆约有235000件展品，其中馆藏量最大的类别之一是考古类馆藏，数量超过47000件。

    201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展开。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收藏中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确认后被纳入该名录。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保护区因此决定展出带有粟特铭文的藏品。

    粟特（也称索格底亚那）在历史上地处中亚。“粟特”（Sogd）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陀》（Avesta）中。索格底亚那（Sogdiana）作为地名，用于指代粟特地区，即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省份，在记录大流士大帝战绩的贝希斯敦岩刻铭文中排第19位。粟特人逐渐向东迁徙定居，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粟特人的东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当时丝绸之路上开始出现频繁的贸易、政治和文化往来，产自中国的丝绸也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易。由此，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段自东亚到中国长安的路线建立了许多商栈。到6世纪末期，这类港口也许已经延伸到了日本。粟特商人马涅亚（Maniah）绕过里海，横渡黑海，最后到达君士坦丁堡，由此开辟了一条丝绸贸易路线——“高加索丝路”。有证据表明粟特人曾在丝绸之路的海上路段开展贸易活动，这个路段从阿拉伯半岛通向印度，再延伸到中国。粟特人在到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将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带到了当地。

粟特语见证丝路传奇

    粟特的语言和文字在中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粟特人是波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但直到中国新疆地区及周边地区有了考古新发现，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被揭开。中国敦煌边界的一座长城塔楼中发现了一些公元1世纪的商务文书。有关专家在中亚史专家巴托尔德的研究基础上，与卑露尼（Biruni）对粟特语的记录进行对比后发现，这些文书所使用的语言是粟特语。粟特语字母从通过波斯传入中亚的东闪米特语字母或“阿拉米”字母发展而来。人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宗教书籍遗迹中发现了用粟特语写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书籍。这些遗迹通常被认为属于7世纪及之后的时期。重要的证据是一批来自塔吉克斯坦慕格山的文书，其中包括97份粟特语文书以及其他同时发现的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文书。考古发掘出的只有部分档案的残页。这些档案中，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排在第一位的要数彭吉肯特的迪赫坎（粟特的贵族或领主被称为“Dikhkan”，即迪赫坎）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同批文件证明他担任粟特国王至少两年。排在第二位是粟特大贵族家庭帕曼达尔（Parmandar）的档案，这个家族是粟特贵族的代表，但其身份还未得到确认。其余的档案多为单一文件，属于哈萨尔贵族（Hahsa）和克什图德贵族（Kshtutaidr）。这些来自慕格山的文书类型种类繁多，包括各迪赫坎与其人民之间和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往来信件、商务文件（账目、收据、报告、订单），以及法律文件（卖契、租赁合同、婚约）。那时的档案文书受公元8世纪前250年的契约规则限制，通常时效性较短。

    粟特语属于东欧语系。用来书写粟特语的文字共有三种——粟特体、摩尼体和叙利亚体。7世纪初至8世纪，粟特人认为他们的字母表（粟特体）包含23个字母。然而自6世纪中叶起，粟特人在书写中只使用17个字母。

    在这里，我们想对我们博物馆中与这种文字相关的展品稍作介绍。本博物馆馆藏有数件带有粟特书写文字的展品，包括写在木棍上的收据、写在皮革上的文书、银碗和多幅壁画等。

    木棍上所刻铭文是一份用粟特语斜体书写的法律文书。这件物品是在阿夫拉西阿卜古城（撒马尔罕）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发现的（发现于阿夫拉西阿卜城外围防护墙上）。木棍上的铭文说明粟特当时已经具备了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这份法律文书注明了当时的见证人和所涉金额，而且是由专业抄写员记录的。

    另外一份带有粟特文字的展品是一封写在皮革上的信。这份文书也是用斜体粟特语书写的，研究人员认为它属于7至8世纪。据最先公布这份文书的研究人员猜测，这份文书来自穆格山遗址，应该纳入粟特文书藏品。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1961年在撒马尔罕切莱克村（Chelek）发现的一只银碗。银碗的边沿处也有斜体的粟特铭文。研究人员认为它属于5世纪。这只碗是四只珍宝碗中的一只。考古学家在其发现地还发现了一些5至6世纪古建筑的遗迹。

    展品中有一个用于称重的吊秤砝码。它是一块圆形的石头，重560打兰，相当于2.5千克。

    另一件重要的展品是1965年在阿夫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上发现的铭文，它生动地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相互交往的史实：

    面对尤那什氏族的国王瓦尔呼曼/使节走到他的跟前/使节开口说道：“我是石汗那的大臣，名叫普卡尔·扎特”/我来自石汗那的吐鲁特什/我来到撒马尔罕是为向国王表达我的敬意/现在我满怀敬意地站在国王您面前/请国王您不要对我有任何怀疑/我熟知撒马尔罕的神灵以及撒马尔罕文字/我绝不会作恶/撒马尔罕国王/噢，国王，祝您健康快乐。

    粟特信件的竖向书写方式常见于6世纪末。这类信件的各行文字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排列。很多墙上或岩石上的粟特铭文也都是竖向书写的。这片16行的铭文写在7世纪下半叶阿夫拉西阿卜古壁画上一个人物的袍子上。

    这些材料显示，在粟特地区改用阿拉伯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粟特语广为流传，这再次证实了粟特拥有发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

粟特人：丝路历史上的关键角色

    粟特及其中心大都市撒马尔罕在它们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联结东西方的关键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撒马尔罕（古马拉坎达）位于南北和东西两条商路的交界处，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撒马尔罕因此成为核心区域，积淀并传播着古代与中世纪各大文明的文化成就。据中国史料记载，撒马尔罕被描述为大型贸易城市，这里的居民都擅长贸易，男性到了20岁就开始四处奔走做生意。同时，粟特人又将其文明成果继续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日本。这些都得益于一条横贯大陆的大道的开辟，即古丝绸之路。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商人，也是该民族文化、语言和文字的载体。随着贸易往来，粟特在早期就与远东建立起了精神纽带。粟特人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文字资料记载了四位粟特佛教僧徒，根据他们的绰号戛纳判断，他们来自撒马尔罕。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康僧会（公元280年去世）。他的父母从粟特搬到印度，然后又搬到康居，而这位名僧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父亲去世后，他摒弃了世俗的生活，成了一名僧人。公元247年，他移居到南京，在那里建立了寺庙和佛教学校。康僧会是中国南方的第一位佛教传教士。他促使吴末帝孙皓皈依佛教，建造了许多寺庙和佛塔，并将许多佛教著作和评注翻译成汉语。

    商栈沿着贸易路线建立，并在6至8世纪迅速兴起。伴随着贸易往来，粟特文化对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增强。粟特语成为中亚商路上的主要语言。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粟特族和游牧民族的人口都因此增长。最后游牧民族在城市中定居，翠谷（Chui Valley）一带也形成了许多长期聚居地。1907年，发现的粟特人的《旧信》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封名为“纳奈瓦登达克（Nanayvandak）调查报告”，收信人是撒马尔罕的商人领袖纳奈达瓦（Nanaidvar）。信中的内容囊括很多方面，谈及了粟特人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因匈奴侵略而陷入的巨大骚乱和苦难，另外还包含了丝绸、织物、胡椒、香料、银制品买卖的贸易业务记录。

    此外，撒马尔罕的大商人为在当地开展贸易业务的粟特人提供贷款，并代理贸易交易。相当可靠的资料表明，粟特人的《旧信》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初，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粟特文书遗迹。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货币。唐朝初期，中国开始统一使用一种新的青铜货币，上面刻有“开元通宝”字样，意思是“可流通的开元钱币”。众所周知，这种新货币在中国本土以外所有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地区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它流通到中亚后，粟特人开始在那里直接制造这种钱币，完全复刻了原始的唐朝货币。

    在中亚发现的这种伪币虽然不多，但几乎随处可见。截至1964年，仅在彭吉肯特聚居地就发现了四枚这样的钱币。它们与唐朝本土钱币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更粗糙（表面凹凸不平，象形文字也很模糊）。这种伪币的发行地点无法确定。后来（我们无法判断具体时间），布哈拉文字作为标志性元素出现在光滑背面上，再后来刻的是粟特文字和一个类似中国汉字“刀”的符号。王莽执政时期的中国钱币就是刀形的，而中亚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与中国建立起联系。不过它也可能是一种象征钥匙的撒马尔罕符号。这个符号的旁边是半草书的粟特铭文“上帝”和“帝王”。这两个词在粟特文里的意思分别是至高无上的可汗和中国皇帝。这几组粟特—中文双语钱币的发现非常罕见，说明它们的产量很低。根据它们出土的地方，第一组钱币应该来自布哈拉，第二组来自撒马尔罕。受远东货币市场影响，撒马尔罕统治者没有选择银币，而是选用中国版的青铜币，他们模仿中国在货币上刻上他们的标志，例如政府的座右铭、统治者们的头衔和名字。

    粟特语作为古丝路上的通用语，曾为东西方长期的文化和贸易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壁画和石头砝码。这些壁画目前已经数字化并转换成3D形式。在国立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文化历史博物馆的乌兹别克斯坦书写史专项展览中，参观者可以观赏到上面提到的“刻在木棍上的收据”和“刻在皮革上的铭文”。

    （作者：格尔鲁克·拉克马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