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借鉴什么

    【论教】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特征的凸显，高等教育不仅服务国家内部发展的功能不断得到增强，而且逐渐在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和印度都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和新兴援助国，近年来，印度紧随中国之后，不断深化和非洲高等教育的合作，虽然在体量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但有着独到的做法和模式。为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下，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使命，印非高等教育合作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和特点

    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大致有三种：

    一是奖学金项目。印度政府从1950年开始就为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虽然规模一直不大，但历史较长。2008年首届印非峰会上，印度承诺为赴印非洲留学生增加一倍奖学金，还承诺设立两种专项奖学金，在奖学金的形式上注重点面结合，既注重针对整个非洲层面的奖学金设置，也注重根据印度的国家利益需要，给特定国家提供特别奖学金。

    二是远程教育。凭借自身的信息技术优势，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远程教育。1985年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成立，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利用远程教育，印度向非洲展开“魅力攻势”，通过远程学习和建立海外学习中心两种方式与非共享大学教育资源，已在多个国家建立学习中心，在非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是在非设立联合研究机构和卓越中心。印度还积极在非洲设立联合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了布隆迪的印非行政/规划与教育研究所、加纳的印非信息技术研究所、博茨瓦纳的印非钻石研究所等具有代表性的联合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直接实施者一般是印度大学、国有公司和企业。印度仿效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在非洲建立了三类卓越中心：信息和通信技术卓越中心、国际贸易卓越中心、医疗与健康卓越中心。

    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特点首先是高等教育合作服务于印非外交。印度独立初期，就与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教育交流计划，涉及学生、学者和专家的交流与交换、奖学金授予、技术合作等事项，高等教育合作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顺势而为。虽然这种交流的热情随着政治上的冷暖变化而变化，但近年来的援助和合作中，印度开始毫不掩饰因为国家利益而向特定国家倾斜的需要。印非峰会之后，传统奖学金项目种类更加多样，数量上也有很明显的提升，并且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奖学金项目也在向特定国家倾斜。其次，虽然印度对非的高等教育投入在体量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但在其整个对非援助中所占的体量极大。印度从1964年开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援助的60%都到了非洲，而在有限的援助经费分配上，大约70%的对非援助经费都是花在教育、技术和职业培训项目上，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倾向更是有所加强，因此，不管是从地缘战略布局还是从援助的内容来看，非洲是印度对外援助的重点，而高等教育则构成了当前印度对非援助的核心。

印非经验对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启示

    第一，把来华留学和在非洲建立实体机构结合起来。2000年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中非教育交流卓有成效地按计划开展，其主要形式是奖学金、孔子学院、短期人力资源培训、大学伙伴关系等。除孔子学院之外，其他形式主要是非洲的相关人员来华学习学位课程或者接受短期培训，呈现一种单边为主的人员流动模式。因此，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逐渐在非洲建立培训基地，与非洲高校和相关机构合作，加深对非洲需求的了解，共同开发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实行在地培训等，无疑有利于提升培训效果，也更有利于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当前实施的“20+20中非高校合作计划”也应该进一步深入，不能仅仅停留在人员交流、召开会议、提供奖学金、为非洲国家提供课程建设援助等形式，而应该根据非洲国家的需要，学习一些优秀的合作案例，如南京农业大学与肯尼亚埃格顿大学联合建立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等，运用合作建立研究机构或者院校的形式，使合作在非洲本土产生影响。印度大量在非洲建立研究机构、非洲分校甚至印度模式的非洲高校等，也值得中国借鉴。当前非洲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欠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走向非洲，在非洲建立分校或者海外高校，既是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加强中国高校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第二，院校之间的合作尽量领域集中。非洲的孔子学院无疑是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成功案例，取得成果的原因一方面是满足了非洲国家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合作的领域非常聚焦。中非大学伙伴关系中取得显著合作成效的也无疑是合作领域集中的高校，这些高校往往就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而效果不满意的往往是一些经费不足且又合作领域过多的项目。因此，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到具体的领域，使人力、财力真正支撑起该领域的长期合作。

    第三，鼓励中国的智慧教育软硬件走出去。印非高等教育合作中，非常重视利用自身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强势学科。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中国在智慧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逐渐可以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媲美。而非洲国家严重面临教师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除了传统的举措之外，智慧教育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手段。例如，中国在外语教学方面经验丰富且成效显著，近年来各种学习外语的智慧学习软硬件层出不穷，利用这些学习软硬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非洲解决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资料短缺的问题。此外，利用同步课堂、远程课堂、录播课堂等现代化手段，实现与落后地区和偏远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对非洲国家来说，这是解决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大学之间教育不均衡发展，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手段。同时，这也有利于中国的教育技术、教育产品、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方法等走出去，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

    第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加强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有全球公认的标准的话，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是多元并存的领域，不应该有全球公认的唯一的标准和模式。随着西方附加政治意识形态的援助在非洲的失败，全球科技、军事、教育等实力分布的变化，再加上新兴国家在国家形象提升等方面的亮丽表现，非洲已经开始逐渐反思对西方的单方面的经济依附、政治体系依附和文化依附，转而加强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寻求适合非洲国情的可行的发展道路。我们重视这一趋势，在对非高等教育合作中要尽可能避免借用西方的知识体系，同时建立起自己的课程体系，进而加强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从而丰富世界知识体系，并通过教育合作强化国家之间外交关系。

    （作者：田小红，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教育行政、领导力和技术系访问学者；程媛媛，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非大学20+20合作计划’运行机制和绩效评价研究”〔课题编号：18YJA880074〕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