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先有诗，中国先有散文

    【读书者说】

    近年来，因为备课的原因，我有意识地阅读了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部分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论著，尽管经过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推进，当下的研究热点、学术规范、表达习惯乃至审美趣味都已与当时相去甚远，但通过对这些泛黄讲义的阅读，我仍能感受到，当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形态，无论是其成就所在，还是困惑所由，多少都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刚刚建立时就悄悄埋下了。《庄子·天下》篇感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尽管学者早已有所警惕，但学术研究的精细化、职业化乃至技术化在整体上似乎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了，这大概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必然模式。职是之故，我们似乎更有必要一次次回到这些早期的文学史研究论著中，去看一看“我们”最初的样子。

    我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读到了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这部四卷本的皇皇巨著由浦汉明、彭书麟伉俪花费数十年的心力整理而成，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为《史稿》的基础，浦先生文学史讲义的撰写年代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本人的身份也从西南联大教授变为清华大学教授，再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代的变化，以及作者个人身份的辗转改变，都在这部讲义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使得这部《史稿》不仅是一部文学史名家的思想结晶，更成为那一代知识人特殊经历的缩影。书中的不少议论看似闲笔，但会心者读起来当知有深意存焉。而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将这部《史稿》放在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史中来看，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

    我们知道，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著作的“大爆发”，到浦先生开始讲授文学史课程的1938年，各种文学史著作已经非常普遍。浦先生对于这些著作都有所关注，他的整体评价是“虽然有好几十部文学史，其实没有一部十分满意的”。具体来说，他认为谢无量的文学史取材过于庞杂，同时缺乏“批评的系统”，比较称道胡适、郑振铎和刘大杰的文学史，认为他们考、论兼擅，且善于发掘戏曲、俗文学等新的文学史素材。从《引论》部分的整体论述来看，笔者认为，浦先生的这种轩轾并非出于对谢、胡诸贤自身学养高下的评估，而是出于他们对“文学史”这一研究范式和书写体式的不同把握，从中颇可见出浦先生自身对于“文学史”的基本立场。整体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史”这一特定研究范式的内涵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在文学史论著中，大多仍径以“文学”的定义、“文学”的发生等论题开篇，像浦先生《史稿》这样能够系统地对“文学史”这一学科形态在西方如何产生，中国本土何以没有出现“文学史”，中国早期的文学总集、选集、正史中的《文苑传》《文学传》等与“文学史”之间的异同等论题进行系统讲述，甚至明确提示学生注意“文学史”的自身局限性的，就笔者所见，似乎鲜有其伦。这应当与浦先生特殊的学术经历和知识构成有关系。他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专业，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后，又学习了多门外语，因此，有能力阅读第一手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对基于近代西方文学史而出现的“文学”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分辨，也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浦先生虽然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但他在讲述中国文学史时特别注意结合中国文学的自身形态，特别是基于实际留存的早期文本来讨论中西文学发展的异同。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学发生阶段的认识上。浦先生指出，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之先为诗歌”，他特别引用了美国学者Moulton在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现代论》）一书中建构的文学起源图，以一切文学体裁均由原始之民谣舞蹈而来。这种观点在早期文学史著作中其实普遍存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即特别强调将歌谣作为中国文学的开篇。浦先生在理论上认同这一论述，但有趣的是，在论及早期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时，他却以“古代铭刻、《易》及《尚书》”作为中国文学的开篇，并提出“西洋先有诗，中国先有散文”的观点。浦先生作出这一判断，并非是不了解当时普遍以歌谣作为中国文学开篇的论述方式，他在第一章中也谈到了《击壤歌》《卿云歌》等所谓的早期歌谣，但他以审慎的态度指出，这些歌谣“皆是后代书籍中依托伪造”。同时，他也注意到，“若据西洋说法，以《诗经》为首，唯周以前已有文学，即铭刻”。从这两处论述可以看到，浦先生虽然认同当时以口传歌谣作为早期文学开篇的一般说法，但面对早期中国文学以甲骨文、金文为最早的实际留存的情况，浦先生选择了忠实于文献资料的论述方式，直面中西文学早期形态的差异，并试图将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加以论述。无论其具体观念能否成立，这种科学研究态度特别值得称道。

    因此，尽管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也从汉字的起源讲起，继而谈到甲骨文、铭刻等早期文字，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体例，但实际上，林氏的“文学”观基本呈现为传统的文章学观念，而浦先生则是从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入手，认为从中国文学史后来的发展方向来看，这种强调文字、强调书写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他认为“西洋以其文学的开始为语言，以文字语言为一体。他们的文学为语体文。会说话就是文学的开始，而纯文学的开始则是歌。中国则尽可以文字的开始为文学的开始，因中国大部分的文学是用文字记下的”。浦先生的这一论述虽然在结论上与章太炎所倡导的“一切著于竹帛者皆谓文学”颇为相近，但其内在理路则大不相同。太炎先生是从训诂入手，从“文”的本义入手来讨论“文学”，其所谓“文学”实际上是“文之学”；而浦先生则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发展入手，而他所持的“文学”观念，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已经是literature的“文学”观了。

    总之，这部书具有多个层面的价值。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它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为我们了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个案，本身也保留了很多有趣的史料。例如，浦先生在《引论》部分讲，“有人批评西南联大中文系只读文学史，不读文学”，又讲“太偏重于文学史的研究，容易把about literature的东西误认为literature本身”。可见，今天在文学史教学中常常引起师生困惑的一些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作为一种学科范式方兴未艾之际，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对普通读者来说，浦先生对于文学史的清晰梳理，特别是他对于《楚辞》《红楼梦》等作品的细致分析，也为读者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大门提供了良好的路径。浦先生的文学眼光常有独到之处，例如，在讲到《尚书》时，他认为文学价值最高的是《顾命》；在谈到《孔雀东南飞》《悲愤诗》等长篇叙事诗时，他认为“此种记事诗受了小说的影响。魏晋之际，小说已盛，是乐府与小说的结合品”；在谈到孙悟空与哈奴曼的关系时，他细致比较了二者之间形象的异同，认为“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受外来影响可以，把孙悟空说成从哈努曼脱胎而来，是好奇的无根之谈”。这些都是作者的寸心独见，绝非耳食之言。

    这部讲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撰写，最终完成于50年代中期，这是近百年中国发展史上一段很重要的时间段，浦先生执教上庠，领风气之先，故时代的痕迹在其讲稿中也得以体现，他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变化。例如，关于《诗经》的性质，他在第三节《〈诗经〉产生的年代和作者》中援用朱东润之说，认为主要是贵族诗歌，“作者并非平民”；但在第七节《〈诗经〉的内容》中，又认为其“大多是民歌”。据整理者介绍，这部书稿是根据作者的多部讲稿、专著重新整合而成的，我想这些观点的差异，也许是因为出自不同时期的讲义所致。不过，学者前后期观念的变化，甚至是同一时期不同著作中对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对学术史的研究来说恰是最有趣的素材。因此，该书将来修订时如能在体例上将各章各节所据不同讲义、论著的具体信息加以标示，一定可以给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图景。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作为一部面向本科生的基础课讲义，《史稿》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另一方面又尽量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学术视角，并不完全以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为转移。例如，在谈到“古诗十九首”的问题时，浦江清细致论述了其以“古诗十九首”为民间文学作品的观点，但也提醒学生应注意古直、游国恩等学者的不同观点。这对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他们得以领略不同学者的研究风格，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个尚在摸索中的文学史课程讲授者，这也是这部半个世纪之前的讲义给我的教益之一。

    （作者：程苏东，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