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的大众阅读场所

    19世纪法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逐步开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民众教育工作受到重视，至19世纪80年代实现了免费、义务的初等教育。这不仅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而且推动了阅读群体人数的急剧增长。在此背景下，大众阅读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尽管印刷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书籍价格的下降，出现了一些经典作品的廉价版本，但对于大众而言，书籍在19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是昂贵的，普通大众难以承受。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报纸都是采取预订制，三月或是整年起订，不单期零售。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国民众往往在公共空间中阅读书籍和报刊，阅读室、小酒馆和大众图书馆成为重要的大众阅读场所。

    提起法国的图书馆，我们首先会想到其历史悠久的国家图书馆，然而以法国国图为代表的公立图书馆的主要使命是保存稀有书籍，满足少数学者的研究需要，并不外借，更不接待大众读者。大众的首选阅读场所是阅读室。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阅读室的数量达到顶峰，仅在巴黎就有超过500家获得官方许可的阅读室，绝大多数设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其实这种阅读室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它们向读者提供书籍和报刊，供其现场阅览或是外借，按册或是按阅览时间收费。不少阅读室还提供包月和包年服务，读者缴纳一定费用后，即可一次借阅多本书籍。

    大众在阅读室中浏览哪些读物呢？对19世纪上半叶阅读室的书目与借阅记录的研究表明，读者借阅最多的书籍是小说，其次是历史书、游记等。除了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大众喜爱的法国小说家作品外，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也成为当时法国读者争相阅读的书籍。而路易-皮埃尔·昂格蒂耶与女历史学家圣旺各自写作的《法国史》也成为畅销的历史书，不断被重印。

    对于19世纪的法国成年男子，尤其是男性工人而言，下班之后的重要娱乐和社交方式就是前往小酒馆。1860年时，法国有50万家小酒馆。在那里，工人们饮酒之余，还浏览报纸，或是听人朗读报纸上的新闻。在小酒馆里，工人们接受了政治宣传和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参加罢工、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引发了政治精英的恐慌。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精英强调教育和阅读好书有助于劳动者融入社会和提高自身的德行。一些信奉圣西门主义的精英和慈善家开办成人夜校以提升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另一些人则认为大众图书馆是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它可以引导、控制和审查大众阅读中出现的新读者，尤其是工人读者。

    1850年，法国作家、教育家茹尔·拉杜建立“市镇图书馆和好书推广协会”，倡议在法国所有市镇都建立一所图书馆。该计划得到了时任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支持，后者认为“在所有法国市镇建立图书馆是一项慈善和公益事业”。拉杜设计的这一图书馆包含一百册书，其中初等教育和农业书籍占60%，随后是历史书和游记、市镇管理、工人教科书、宗教教育，文学书最少，只有两册。

    拉杜的计划虽然得到总统和政府的支持，但由于第二共和国很快就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推翻，因此并未最终实现。不过，建立大众图书馆的运动正是在路易·波拿巴统治的19世纪60年代进展迅速，并在随后的第三共和国也得到延续。1902年时，法国已有300家大众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大众创建图书馆的运动中，普通大众并不是被动消极的等待者，或政治精英所谓的被引领者。工人阶级中的一些精英参与，甚至主导了一些大众图书馆的建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巴黎印刷工人让-巴普蒂斯特·吉拉尔发起成立的巴黎第三区教育之友图书馆。

    1861年3月17日，吉拉尔联合几位工人成立教育之友协会，以“获得道德教育、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所必需的书籍”。年满15岁，有明确居住地的人，即可加入协会，男性每月缴纳1法郎的会费，女性每月缴纳0.5法郎。短短几个月，会员就达到400多人，拥有了1200本书。1861年6月23日，教育之友协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投票通过图书馆的章程、管理机构组成。大会报告中说，“研究书籍、各方面的论著，科学领域的著作、杂志、年鉴在本图书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对于人的教育而言，科学并不够。历史、诗歌、戏剧、游记、小说，甚至是小说，我们认为这些才华尽显的书籍，既不是肤浅的，也不是伤风败俗的，而是有助于促进思考和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小说本身在我们这受到欢迎”。当年10月1日，图书馆在巴黎第三区杜尔哥学校开馆，至12月，图书月借出量已达500本。早期的教育之友图书馆会员多为巴黎的工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石印工人、金银首饰雕镂工，也有皮革整理工、剪裁工，还有4名女裁缝。

    通过该图书馆1862年的图书目录，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巴黎工人大众的阅读有所了解。1862年的图书目录共1200多本书，分为数学、物理、化学、自然史、卫生、历史、游记、文学等14个系列。历史、文学、游记是书籍数量最多的三个系列，也是读者借阅数量最多的。在历史类中，第二帝国时期广为流行的维克托·杜律伊的历史书多达15部。此外，梯也尔的《法国革命》、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和《复辟王朝史》也在目录中。书目中还包含了勒瓦瑟尔的《法国工人阶级史》和欧迪加涅的《法国的工人与工业》。在《英国史》《大西洋史》《普鲁士史》等外国史之外，还有瑟南库尔的《中国史纲要》和欧特的《古代史：印度和中国》。文学类书籍中，除了荷马史诗、拉伯雷全集、卢梭、伏尔泰的经典著作以外，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的比重很大，如司各特、狄更斯、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美国小说家梅恩-里德的9部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1862年图书目录中没有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蒲鲁东、卡贝的书，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和《法国史》，第二帝国时期流亡国外的埃德加·基内和路易·勃朗的书也没有。这表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图书馆的运行还是受到政府控制的，管理者有意识地避开了那些会引发宗教或政治论争的书籍。

    教育之友图书馆这种读者成立协会、共同管理图书馆的模式，很快在巴黎及其他外省传开。1898年时巴黎20区中有14个区建立了这种大众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都是晚上8点至10点开放，每月会费低廉（有两家为免费借阅，其他的则是0.25至0.5法郎）。图书馆藏书丰富，读者可以借书回家阅读，小说、历史、地理和游记类图书仍然是大众读者最爱阅读的。19世纪大众阅读场所的发展，既体现了政治精英引导甚至规训大众的倾向，也反映了工人大众自我发展、休闲娱乐的诉求。

    （作者：顾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