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诗辑》与家族文化

    《桐城方氏诗辑》（以下简称《诗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氏族类诗歌总集，辑录了桐城方氏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家族与地域的独特文化载体。

    其一，彰显“诗史”观的编辑体例。《诗辑》六十七卷，收录130位诗人5022首诗，包括14位诗人的27部别集，辑诗少者1首，多者549首；后附辑者《拳庄诗钞》八卷、《续钞》四卷，计诗1534首；共录131位诗人6556首诗。《诗辑》采用“因诗存人，非人以诗传”（《凡例》）的体例，既记录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又展现了桐城方氏家学之伟观，凸显出辑者的“诗史”观。清人所辑家集大多专注直系血缘关系，《诗辑》则汇全族之诗，耗时长，用力勤。为辑此集，方于谷搜集文献历经数十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方始整理，于道光元年（1820）刊行，如《凡例》曰：“于谷幼闻先人绪论，即为随地留心，片羽吉光，亦为登贮。晚年移居拳庄，杜门无事，复从远近各房中搜得若干篇，重加釐订。”为梳理明清时期方氏诗歌风貌，《诗辑》广开选源，除搜集家乘外，清人诗歌总集和别集是其主要选源，如《龙眠风雅》《国朝诗别裁集》等。《诗辑》辑录了方氏十五代人（从五世至十九世）之作，即“自断事公冠首而下，至善佛公为本生八代，次即编文忠公、鹿湖公以下诗，再次即编玉峡唐山公、佥事公以下诗。系自明善公分支，俱为本房，通称中一房。后乃编及各房，溯源赴委，各自暸然，亲疏以判，前后以分”（《凡例》）。生动地呈现了方氏诗学发展状况和世代相传盛况，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史。由上观之，《诗辑》的编辑表现出辑者对家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用史的标准建构了其价值体系，彰显了其“选诗之道，与作史同”（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的诗史思想。

    其二，传承方氏家风的编辑意识。一方面，《诗辑》虽录诗歌，其序跋、凡例及所收录诗作等却客观地宣传了方氏家学，如《凡例》曰：“（方氏）非徒科第名家，实以著作如林，代有作者。自明善公而下，历代所著如《易学》《心学宗》《性善绎》《桐彝》《迩训》以及《易意》《诗意》《荷新义》……不下数百种。海内无不周知，毋庸夸述……是先人于心性、考据、经济之学，无不兼通，多所阐发。”这里总结了方氏家学特征。方氏以易学名世，从方学渐到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再到方中通、方式济、方贞观等人，薪火相继，专于易学研究，著有《心学宗》《易蠡》《宁澹语》《易荡》《经学编》《易余》等，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凡例》所列方氏学术成果，凸现了其易学成就，可以说是导扬先泽，昭示后人。《诗辑》辑录方孔炤《名儿以智其义》《初述周易时集结》等诗作更见其用意。方孔炤以易学名其子以智、其义，有明显的家学传承和家族文化指向的意味。另一方面，反映了家风传承与诗教的相辅相成。如汪志伊《桐城方氏诗辑序》曰：“吾乡方氏以忠孝、文学闻天下，垂三百年矣。”因此，“忠教”被作为《诗辑》选人选诗的准则。方氏五世祖方法因靖难殉节，为其世代风范，亦被视为诗教雅正传统，《诗辑》首录其诗，正是辑者之用心。《诗辑》还辑有追念其行迹之诗作，如方其义《过天台谒先高祖祠》《拜五世祖断事公墓》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诗辑》继承了《述本堂诗集》编辑观念，认为家集所辑是“家人言”“为吾家事”（方楘如《述本堂诗集序》），家训类和亲缘关系之作更见家事、家言之情，《诗辑》多有辑录。所辑家训之作，既见方氏纯正家风，又见辑者赓续家风之志，如卷二方孔炤《家训》曰：“三峰矗矗，桐水汤汤。我祖基之，爰开讲堂。我父绍之，荷新在旁。颜曰宁澹，三命循墙。小子舞象，咏南山章。”诗作明示了方氏居桐统绪久远和“尚学重教”家风的传承。方氏家风可谓世代相传，《诗辑》所辑方孔炤《训孙》、方中发《继溪示家弟》、方中发《示从子正璐》等可证，其目的是将家风家学浸润于族人的内心，指导他们的思想、行为，使他们烙上家族文化印迹。所辑亲缘关系之作，向族人展示了温馨的亲情、淳朴的家风，如方根机《壬午元旦次伯兄华南感怀韵》、方其义《忆兄》、方中发《妾薄命》、方杰诗《和凤占二侄夏日山居》、方于飞《待诸叔暨弟侄辈登柴林坐云松阁》、方于陵《戊辰恩闱忆石伍午荷诸弟白下》等，既有睹物生情之效，又有言传身教之功。

    其三，传播桐城地方文化的编辑责任。徐雁平曾说：“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绵延数世的文学世家作用显著，几乎可视为建构中的支点乃至框架。”（《清代家学与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说地域文化的构建，世家文化功不可没。作为文学世家的桐城方氏，在桐城文化构建和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方氏家集的《诗辑》，系“一邑钟毓之秀，非徒为一族之光显”（方宗诚《周氏清芬诗集序》），在彰显方氏诗学的同时，担负着构建和传播桐城地域文化的功能。一方面，表达乡邦之情。《诗辑》的编辑既表现出了辑者的家国情怀，又蕴含着乡邦之情。《诗辑》较为关注歌咏桐城风土和人文景观之作，如卷一所选辑方学渐之诗11首，其中《浮山》《鲁王墩》《资福寺》《龙眠精舍》《王屋寺》等七首为咏桐城山水之作。《诗辑》所辑歌咏桐城山川、风俗特产和人文景观之诗，既反映了辑者的地方人文意识，又表现了辑者的桑梓之情。另一方面，传播地方文化。家集是地方文化网络的一个结点，辑者在推挹家族文化时，会将其置入地域文化版图中进行考量，扩大其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寻求其在地域文化中的位置。《诗辑》的编辑表现了辑者的这种情怀，如《凡例》曰：“吾宗占籍桐城，溯元至今，已历二十余代，非徒科第名家，实以著作如林，代有作者。”不难看出，辑者在介绍家史时，客观上也为桐城文化做了宣传。

    总之，《诗辑》在彰显世家文化的同时，也宣扬了桐城地域文化，可以说其是家族和地域的独特文化符号。

    （作者：刘和文，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