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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学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困境。
有学者坦言，为中文学术著作找到一位好翻译，需要碰运气；也有学者说，自己的心血之作找不到好翻译宁可不出。目前，国内出版社多以招标方式为学术著作找译者，但这一肩负“摆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出版社仓促上马，翻译成为流水线作业，译作谬误百出、翻译水准低下，致使原本高水平的著作翻译出版后鲜有人问津。
什么书值得译介？什么样的译者才是好译者？当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有效传播？
1、选准书——译介是为了更好地对话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和陈建华教授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以下简称《革命与形式》）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世界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此后数载，经过译者多年的辛苦付出，两套书的英文版相继出版并在海外公开发行。
“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研讨会上，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副总裁、全球销售总监Focko van Berckelaer就“如何提高国际出版的成功率”作发言。他说，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评出的“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称号，这是在学术出版社中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博睿出版社至今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情况，我们必须走进中国，让中国的作者来写关于中国的事情，并把这些出版物带到国际上去，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国的学术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学术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什么书是值得翻译的书？哪些书适合“走出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认为其中一直存在认识偏差，如何选择确实是难题：“国外图书馆中收存的关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书籍，很多并非高水准的学术书籍，读来味同嚼蜡，而很多好的学术书又没有能翻译介绍出去。”
经典性、思想性、对话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提出了三点标准。前两点毋庸赘言，具有强烈的引领性和思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应当重视其译介。关于对话性，陈引驰如是描述：“学术著作不是‘独语’，而是有对话性的，翻译以后是更大范围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评价的一种方式。对话不仅仅是在中文语境当中，在不同的学术、文化传统当中，也有对话性。”
“现在翻译成外文的书不少，但是真正的好书并不多。”在葛兆光看来，值得翻译的书，未必一定是非常精深的学术著作，还是要看中国以外的人们需要什么书。他认为有三种书应当翻译成外文：一种是有中国特色、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一种是类似于教科书或普及读物的作品，适合更广大的阅读者；还有一种是年轻学者的书。“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不错，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但是缺少很好的学术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谈到，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错位感”——我们想推的，可能国外的学者不一定需要，而国外学者特别需要的，我们又推不出去。在他看来，要选准书一定要有“话题”意识，就是真正找到一种中国和中国以外读者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找到中外读者的契合点。
“过去我们常常只考虑‘推出去’，现在还要考虑接受对象。除了找到共同的话题，还要考虑找到相近的思想方法、学术方法。”刘跃进说。
2、找对人——翻译是一次艰苦的再创造
葛兆光将译者的作用看得很重：“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一个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中国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能够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当年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汉思翻译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的确，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思想和精神的转译、学术观点的传达，尤为不易，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
2005年，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策划“博睿中国人文书丛”和“思想，历史和近代中国”两大书系，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2008年签下《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的出版。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中国思想史》中文本有1300页，为了适应英文读者，做了大量的删减，最终删至660页。历经八年打磨，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位译者，他们在8年里面花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从不认识到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在英文版里面，作者是次要的，翻译者是主要的。”葛兆光说。《中国思想史》预设的读者不是入门者，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的难度和辛苦可想而知。
葛兆光直言，在其著作翻译中曾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中国思想史》的翻译，早在2000年就有人找过，但译稿看得人一头雾水，还有译者在翻译其另一本著作时居然在百度上拷贝一段东西放在里面，令人哭笑不得，“找到合适的翻译者，是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与形式》作者陈建华教授也认同，找对翻译者是“需要运气”的。“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与转化。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文化语境之间的某些障碍，需要加以打通。”陈建华说。
对跨语境的学术译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吴冠军感触深刻：“我对社会科学类的翻译不怎么焦虑，但文史哲的翻译可谓‘苦不堪言’。针对不同读者群，我们甚至可以说译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这不是语言之间的切换，而是两种不同话语构形之间的深度碰撞。所以说，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翻译，只能在这种不可能里面，去创造一种可能。”
吴冠军感到迫切：“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学者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偏见必须要改变。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而中国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带去学术的‘负熵’。”有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3、走得远——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记得，自己曾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陈引驰讲起自己两次不愉快的外译评审经历。一方面是从选书来讲，有些是“贩卖型”的学术，里面引证丰富，但是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质地，缺乏对话性或者原创性，这样的书翻译出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单看注释的翻译是不是“对头”就能看出来。因而，需要非常审慎地选择，选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合格的翻译者。
葛剑雄还提出，“扩大中国故事影响力”的需要和“显示学术水平”的需要应该分开来，“学术水平高，不等于发行量大，应当有所区别，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把经费花对地方，让作者和译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最合适译介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针对不同的需求，要做不同的翻译工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严峰认为，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著作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前提，国家的支持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有力保障，优质的翻译则是人文学术著作成功“走出去”的关键。“我们要走出去，不是我们想做什么书就做，而应考虑到国外读者的实际需求，他们想了解中国什么，我们要跟他们沟通，而不是想当然地去选书翻译；其次就是找什么样的人翻译，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要真正懂这个书的人才能译好。”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如是说。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真正走得远，还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需要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刘跃进提醒注意中西方交流中的语言问题，“过去我们的学术著作，只谈学术，只在学术圈里面做工作。不少学者的著作味同嚼蜡，只是给自己看，别人根本不看，最多就是自己的学生看。如果学术做到这种地步，恐怕生命力也不长。把艰深的内容，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并非易事。学者做深很容易，‘深入浅出’不容易，做一做、写一写就知道了。”
专家坦言，“精加工”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能见度”。出版界和学界要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才能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本报记者 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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