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以强烈的道德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怀社会与人生,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诗经》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兴观群怨,以成温柔敦厚之性;《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郑笺》重在阐释君子之教、圣人之化;《正义》解说诗之功用,在匡正世风,使人向善;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从先秦至清末,自天子至庶民,皆以《诗经》为修身教化的经典,形成了传统诗经学特有的诗教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开始被抛弃。章太炎主张把《诗经》作为历史文献资料;鲁迅否定两千年来的《诗经》诠释和“思无邪”的诗歌创作理论。胡适是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他从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进行《诗经》研究的方法,被学界普遍认可,标志着《诗经》研究正式进入现代诗经学阶段。郭沫若反对传统诗经学解读,认为“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要求摆脱传统诗学研究套路,完全凭借个人感受来解诗。他以此观念出发创作《卷耳集》,开《诗经》今译之先河。古史辨派考辨《诗经》,认为它是一部歌诗总集,而非圣经。闻一多主张把《诗经》当文学作品看,还《诗经》以文学的本来面目。“文革”时期,《诗经》更被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研究彻底停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诗经学进入新时期,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特点,在鉴赏、译注、诗经学史、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名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蓬勃之势。
近年来,学界开始认识到现代诗经学文学定位研究的偏失,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2018年,刘毓庆在《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一文中指出,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偏失是“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及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这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无法做到的。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宣扬孝亲敬老,提倡友爱和平,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诗经》作为一部伦理的歌咏集,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鲜明地反映出来。“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诗经》是先民为阐发人生伦理观念,用诗歌形式进行表达的作品。其形体是文学的,实质则是伦理的,是“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
中国的伦理学始创于20世纪初,目前尚有许多待开发领域,前孔子时期的伦理思想研究就是一个空白。而对《诗经》的伦理性研究,恰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空白。
《诗经》的伦理性,体现在创作初衷、内容、情感表达等方面。其一,西周制定礼乐制度,礼以别尊卑,乐以合民心。乐以诗、歌、舞三者为一体,《诗》是当时乐教的一部分,在制定之初就具备明确的德育目的。其二,《诗》的来源有采诗、献诗之说。采诗的目的之一是使天子观风俗、察民心。献诗是公卿本人所作或采于民间,献于天子,诗作内容一般是颂美和讽谏。采诗与献诗体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双向道德教化功能。能够进入采诗、献诗流程的诗,必然蕴含大量的道德内容。实际来看,《诗经》确实蕴含系统的伦理思想和丰富的美德德目。据初步统计,《诗经》大约有文(凡59处)、武(45);温(11)、淑(22);孝(18)、弟(56)、忠;敬(22)、笃(12)、勤(2)、哲(12)、平(18);仁(2)、友(23)、报(17)、信(22)、和(12)等五类十七个德目。其三,从情感表达来看,《诗经》“言志”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情感表达无不笼罩在浓厚的伦理氛围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即周王朝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无邪”即诗歌内容尽合于周礼,中正无邪之作塑造着先民不偏不倚的性情。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大序·孔疏》云:“‘美教化’者,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诗》有音乐之美、文辞之美、义理之奥,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同时,善具有对美的二次生成性。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显现为美的形象。《诗经》中道德高尚的淑人君子,总是呈现秩秩之威仪、翱翔之体态。孟子曾说,一个有德的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则“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孟子·尽心上》)。涵养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人而无德,不足以立世。国而无德,不足以安稳。《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作者:李营营,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