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常新的吕思勉

    【读书者说】

    在吕思勉先生学术的传播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可说是中国史学界贡献最大的一位。自20世纪80年代留校以来，他就着手整理吕思勉的著作，先是单行本以及之前未出版的作品，而后是精品集、文集，再到皇皇26卷的《吕思勉全集》。在这过程中，他还写了《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参与编撰了两大册《吕思勉年谱长编》。毫不夸张地说，张耕华教授称得上中国“吕学”第一人。

    我们可能读过吕思勉的某些著作，但张耕华教授通读全部吕著恐怕不止两三遍。这在中国史学界是少有其比的。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编选的《吕思勉讲中国史》，这本书有两点值得点赞。一是采取述而不作的做法。他完全可以根据吕思勉史著自编一部新作品，但他怀着对大师的敬畏，以一部吕著初中教材为底本，再把吕思勉关于中国通史的精辟论述甄选择补在底本相关段落下，全面展现了吕思勉通史的总体观。二是采取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以吕注吕、以吕补吕，补证的都是吕思勉原汁原味的东西。仿佛吕思勉先生真的复活了，这本经过增补的1937年旧著，也就变成了大师给我们讲他的新著。

吕思勉通史观的全面总结与研究

    《吕思勉讲中国史》编得很新颖，也很得体：既是对吕思勉通史观的全面总结与研究，也是编者对吕思勉大视野与通识感的精准传达。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中国通史最好的大众入门书之一，值得大力推荐。之所以说它是中国通史最佳入门书，是鉴于年轻人学历史的话，吕思勉史学，包括吕思勉的通史，尤其这本《吕思勉讲中国史》，堪称史学正宗，最适宜后学反复咀嚼和深入思考。

    吕思勉既不像陈寅恪、孟森、傅斯年那样有留学海外的经历，甚至也不像岑仲勉、顾颉刚那样有现代高等教育的学历。在他23岁立志治史时业已完成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传统旧式的。这种传统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目录学的知识。从初能读书起，吕思勉系统阅读了《四库总目提要》中经、史、子三部与集部之半，做过六本札记。他曾说，这种训练犹如“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了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其二，小学和经学的基础。吕思勉曾研读《段注说文解字》与《十三经注疏》一过。他认为，小学、经学功夫不仅解决了欲读古书必先识字的问题，而且为后来研究古史运用材料，导启了门径，培植了初基。其三，文学的修养。他少时先后过录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点本，又点读过《三国志》，还阅览了正续《古文辞类纂》。他深识其味道：“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其中包含训诂、文法、文章学等内容”。其四，史学的训练。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史料的积累。他在开始史学研究之前，已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还广泛系统地攻读了编年、政书、纪传三大系列史籍，对前代历史和史料已了然于胸。二是方法的领悟。他少时从父课读《日知录》与《廿二史札记》，通过对清代史学名著的揣摩，领会到前辈大师并没有“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是“金针线迹分明在”的，从中谙熟了历史考据学的家法路数。

    但必须指出的是，吕思勉的史学底色并非仅仅是传统国学。20世纪肇始之初，梁启超便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现代史学的范畴。这对包括吕思勉在内的一代史学大师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里回忆：“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著《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这就在传统史学训练外，构成了吕思勉新史学的基石。当时世界大通，吕思勉在接受外来成果和先进思想上是极其自觉地与时俱进的，他以一种开放的、欢迎的姿态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采取了鲁迅后来所说的“拿来主义”。西方社会科学中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只要对研究历史有用，都可以拿过来，融入自己的学术体系。

    正因如此，吕思勉虽是从传统学术里走出来的，但由于接受了西方新学说，便最终超越了乾嘉学派，成为20世纪的新史学大师。这种成就较之陈寅恪、顾颉刚这样学术背景的大师来说，尤其来之不易。吕思勉没有变成墨守旧学的老夫子，他从所继承的传统学术里，在理论、方法、命题、体裁等方面，寻找新史学的生长点，将传统史学的合理因素熔铸进他所锻造的新史学范式之中，最为难能可贵。他孜孜不倦地以历代正史为基础材料，以这些旧史的残砖断瓦，朴实无华地铺筑起步入新史学大厦的石阶。

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巨大价值

    对初入史学之门的新人来说，尤有必要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巨大价值。我对吕思勉史著的阅读，远说不上深入与全面，但有几点心得不妨分享。

    一是吕思勉的读史札记和四部断代史代表了吕氏史学的最高成就，蕴含了精彩纷呈的问题意识和独到见解，是值得深挖的一座富矿。十几年前，一位初学历史的年轻人来问，学魏晋南北朝史怎么入手。我的建议是，先把吕著《两晋南北朝史》研读一遍，再对照着去看记载这段历史的《资治通鉴》与十一部正史。且不论此君学成与否，但我迄今以为，这一指径是对头的，倘若有志于中国史的硕博研究生都能这么做，一定是入门既正而廊庑亦大的。当然，不少读书界书迷水平也很高，读书之余若想做些探究，也不妨从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与几部断代史入手而史海扬帆的。

    二是吕思勉的通史著作大多看似行文平淡，没有华文丽采。但当你对历史已有所了解而再去品读的话，往往会被他平实叙述背后的历史通贯性和史识穿透力所折服。我在研究宋史遇到问题时，便会去查阅大师名家的通史著作，发现吕思勉的议论往往最契我心。以王安石变法来说，他的评价便超出常人，让人感佩先我而发：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吕思勉讲中国史》第160页）

    这段话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是很深刻的见解。改革和变法，当然希望达到好的一面，但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到是否会对全体民众、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转造成骚扰，如果反致骚扰，目的又没达到，便是变法有教训之处。《吕思勉讲中国史》增补的这段见解，史识堪称宏通而卓荦，足以评价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是非得失。

    三是吕思勉在史料上基本采用常见的正史，初入门者较容易掌握，且不难体会，只要钻进去，就能提高自己的历史见识。你对他某些评论再三咀嚼反复思索，真会感到像吃橄榄一样，越是回味越有道理。同样身为史学大师，如将其与陈寅恪比较的话，陈寅恪的史学方法往往出奇制胜，存乎一心，以天才的识见抉发出他人难以企及的观点，令人拍案叫绝。但对初学者来说，却具相当难度，也颇不易领悟，反而不得要领，致使事倍功半。所以，我还是倾向从比较平实、更显正宗的吕思勉史学入手，然后再去读那些天才的作品，这样或许进阶较易而所得更多。

    四是吕思勉史学的现世关怀和史学中立。这也是读其书者应该掌握的基本立场。吕思勉认为，史学研究者应对现实社会有所不满足，这样做出的学问才能对现实社会有所批评与启迪，才能够推动社会在精神领域不断进步。但他强调，史学更应注意另一方面，不能拿历史与现实作简单的比附。史学可以给后人很多启发，但绝不是说某个现实问题可以与历史上某一事件做完全的对照与现成的借鉴。他认为，学历史也好，读历史也好，不应该预设成见；对以史为鉴的说法也持保留态度。他还反对道德史观的流弊，力戒民族主义的附着，反映了吕氏史学的价值中立立场。所有这些，在《吕思勉讲中国史》里，读者都能获得明确的感受。

    以上只是我对吕思勉史学的浅见。如能凭借《吕思勉讲中国史》入门，再去研读吕思勉其他史著，循序渐进，也许在吕思勉史学指引下，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与对现实的认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

    （作者：虞云国，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