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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星期三

    艺术之花绽放在现实主义戏剧舞台上

    ——孙德民戏剧创作的新成就

    作者:欧阳逸冰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15版)

        话剧《成兆才》剧照

        【文艺观潮】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停地前行,荆棘与鲜花铺满了踏过的小路,心智、汗水与泥土砌起了盘山的大道,他继续一步一步地攀登戏剧艺术的高岗,向上向上……这就是孙德民。

     

        不管“山庄戏剧”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孙德民的戏剧艺术之花是深深扎根在河北太行山脉上下的沟壑与田野的。不管是曾经掠过此地的历史旧影,还是正在升起、浸泡着露水的朝霞,他都兼容并蓄地把它们描绘在现实主义戏剧的舞台上。

     

        在这个戏剧舞台上,满满的,都是人民对历史的思考,是历史对人民的赞颂;是人民承续历史的艰苦创造,是艰苦创造中人民的成长。

     

        如果以话剧《雾蒙山》为新起点,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孙德民戏剧创作的新成就——

     

    对历史深刻变革的本质性探索

     

        雨果说过,“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无不是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良心,无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的心声,无不是那个时代勤奋的思辨者。孙德民绝不是那种靠“打本子”混生活的熟手,而是对现实与历史有着深沉思考、对农民和农村生活有着深厚情怀、对表现时代的前行有着庄重使命感的剧作家。他在精心创作的《雾蒙山》里,强烈表达的是自己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民命运的独特发现和热忱关注,表达的是农民在新时期勇敢地摆脱旧日因袭的重负,建立以人为本的崭新理念,站立在新的地平线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这里说他“独特发现和热忱关注”,不是孙德民运用作家的职业手段,采访一下,搜集一下,构思一下,拼上若干夜晚,便能写成了《雾蒙山》。不是的,他是用自己的真情,与农民换命,才得到了创作灵感——剧中张支书的原型,就是他结识了几十年的沙河村老支书。他不光是在老支书辉煌的时候,写过以老支书为主角的大戏《千秋大业》,还在老支书落魄的时候,将其接到城里自己的家中,悉心招待,诚心交谈,暖心暖肺,度过了半个多月朝夕相处的日子。老支书被感动得老泪纵横,更加无拘无束地与孙德民倾心畅谈。这个老支书是历史变革的经历者、见证者,他的命运变迁,活生生地描画出时代变革深深的内蕴。最让孙德民震惊的是,若干年后,正是老支书的儿子又担任了村支书,带领沙河村真正走上了富裕之路。为此,他专程赶到沙河村老支书的坟前,挥泪相告,悲喜交集。

     

        这样写出的剧本,才能听到历史滔滔向前的宏大声音。

     

        在《李保国》中,主人公那一句“情愿把农民变成我,把我变成老农民”的唱词,不仅是主人公李保国的崇高志向,更是一个共产党人对正在变化的新时代的呼唤:当亿万农民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当亿万农民用广阔的胸怀去创造崭新生活的时候,那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

     

    人物塑造的独特探求

     

        孙德民深知,“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创造伟大的典型”(达文谈巴尔扎克语)。无论在哪一部剧作中,他都力求凸显艺术形象的独特性。在《雾蒙山》里,它突出的是农村老干部张松在时代巨变之际的挣扎,是韩东、赵大有、赵华抖掉心头上旧日的灰尘,迎接新的阳光。《李保国》中主人公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崭新风貌——单纯得十分丰富,丰富得十分单纯。他质朴得像憨厚的农民,纯净得像天真的赤子,热忱得像蓬勃的青年,坚定得像深沉的智者,有时,他又内疚得像犯了过错的人。

     

        艺术形象的独特性,并非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个性鲜明,还蕴含着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深邃厚实的含义。而《成兆才》的主人公塑造,则全面显示了孙德民近期人物创造的最新成就。

     

        写出成兆才是“是戏傻子,戏疯子,戏虫子”,是这个艺术形象的特性。他把“青纱帐变成大戏台,唱一板吼一声,黄土地圆了俺的落子梦”;傻媳妇、养子惨遭不幸,可他咽下苦涩的泪水,依然扮成三花脸,哎嗨一声,上台装颠卖傻;不与娇妻说话,却捧着剧本,与剧中的杨三姐倾心交谈……

     

        这的确是成兆才的鲜明个性。然而,这是仅艺术形象独特性的静止层面,它还有丰富的动态层面——

     

        动态层面之一,性格是相反相成的复合构成。对于成兆才来说,就是圆润而又坚硬。孙德民没有因为他是“戏圣”而把他“提纯”,从而变成“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恩格斯语),像汉白玉雕像那样,没有血肉,只剩下“神圣”。主人公成兆才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不仅仅是由于艺术家的情感丰富,更是缘于其在特有现实环境影响下的矛盾性。譬如,他与丁香的婚事是在李道元的枪口下允诺的。其实,他心中的女人是灵芝(老班主的养女)。或许这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但是,不如此他就不是那个整天在欺凌者刀尖上讨生活的“戏子”了。他虽然在淫威下低了头,却从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对灵芝的忠诚一丝一毫也不减弱:他从不与丁香同床。如此圆润,又如此坚硬,正是“这一个”。其“圆润”,既有洞明的智慧,又有顺从的懦弱;其“坚硬”,既是守志不移,又是固执不变。然而,这样的做人原则又连累了丁香,使丁香陷于无言的痛苦而不能自拔……丁香可怜,“戏圣”亦可怜矣!这正是该剧令人慨叹却又妙不可言处。此一形象之“缺”,造就了体会不尽的“美”。

     

        动态层面之二,是命运的悖反组合。剧中的成兆才真是命运多舛,倒霉至极;又真是千载难逢,将他成就为评剧戏圣。顺利与挫折、成功与悖逆犬牙交错,构成了他的命运发展变化的主线。先是他所在的戏班子被驱逐出天津,之后,好不容易返津爆红,又传来他那傻媳妇和过继的幼儿双双溺死的噩耗;师兄是台柱子,可又偏偏吸毒无行,接受利诱,甩手背叛,散乱人心;大胆使用晚辈后生任小山,反倒使戏班子意外红火;老太监李道元为他的时装新戏《洞房认父》撑腰,赶走了张牙舞爪的警察,可又专横无由地硬是把年轻的丫头赏给他为妻;正在他全身心创作新剧目《杨三姐告状》的时候,新婚妻子丁香红杏出墙,恋上了自己的爱徒任小山……不难看出,挫折源于社会的黑暗,顺利来自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成功在于人心,在于天才与勤奋,悖逆的背景既有邪恶,又有封建习惯势力。每当厄运愈加肆虐,他的回答却都是事业上的愈加辉煌,他终于把落子改造成京梆大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评剧艺术搭建出一层比一层更高的亭台。

     

        时间终将证明,《成兆才》的主人公在话剧艺术人物形象画廊里,长久地熠熠闪光。

     

    师法河北农民,“偷”得精华,造就特色

     

        有出息的戏剧作家、艺术家,无不谦恭至诚地向人民学习语言。因为,戏剧是语言的艺术。人民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无不饱含着睿智、想象、幽默、真理、简明、精确以及入木三分的透彻。在这个方面,孙德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从河北农民的语言中,“偷”得精华,经过一番消化,使自己的作品和人物形象因此而光彩焕发。譬如——

     

        在《李保国》中,一向怪话连篇,以私心度人的杨来福,第一次看见自己并不认识的李保国,竟把李保国诚心诚意的帮助视为“胡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呀!”事实证明,糊弄鬼的正是他自己。

     

        在《成兆才》里,灵芝火辣辣地对成兆才倾吐真情,无一处说“我爱你”,但却处处都是“我爱你”:“你寻思你长得好看啊?挺长的马面脸,没有一尺,也有八寸,十足的乡巴佬!(笑)可你往台上一站啊,一亮嗓……不知为啥,听不够……听你唱一句,像三伏天喝了井拔凉水;听两句,就像寒冬腊月回到三月春;要是听三句……灵芝天天给你做新鞋!”这就是村姑的恋爱倾诉,正话反说,瞬间冷嘲变热捧,层层加深,步步紧逼,直到赤裸裸表态时,又骤转含蓄。妙!

     

        在《雾蒙山》里,大菊骂她丈夫整天怨天尤人,借酒浇愁没出息,极尽夸张讽刺、形象嘲笑之能事:“整天喝酒,筷子头都嗍细了,酒盅子都捏扁了,一个个四棱八瓣子嘴,顺嘴胡拉拉。末了,一帮人醉得丢裆甩裤的……啊,还怪我扔葫芦摔瓢?”看去,是夫妻吵架,实质却是正义对沉沦的有力棒喝。

     

        几十年来,孙德民就像一棵扎根在太行山下的树木,其深植的根脉,尽情地吸吮着河北的历史与现代的文明;孙德民又像一条流淌在燕赵大地,渐渐变得宽阔的河流,尽情地汇聚着质朴而传奇的河北人民的智慧与深情;孙德民还像一只无语的山鹰,用自己苍劲的活力,翻飞在云卷云舒的戏剧文明的历史天空,尽情地续写着关汉卿、成兆才曾经挥毫绘制的戏剧艺术长卷……

     

        (作者:欧阳逸冰,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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