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有凌云之气

    【编者按】    

    近百年来，由于大量古代写本的出土，写本学研究渐成显学。中国文学在刻本普及之前的两千多年间，写本形态是其超越时空传播的最重要方式。本期的三篇文章，从写本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简牍写本的主要特点、敦煌文学写本与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本期主编：王胜明（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在印刷术产生之前，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文字主要是用写本的方式得以传播的。如埃及的纸草文书、羊皮纸写本，古印度的贝叶写本等；在中国，则主要是简帛写本和纸写本。简牍写本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帛书或许略后一些。简牍写本流行的同时，我们的祖先曾用龟甲和牛的肩胛骨作为载体，刻写祭祀占卜等重大事件，也曾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铸造在金属器皿或雕刻在石头上。但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祭祀之用，是人和神交流的载体；金文和石刻主要是功德纪念性质，与古代隆重神圣的祭祖有关。甲骨文、金文和石刻都不是用来进行社会交流的，所以，简牍写本才是我国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写本形式，如果从殷商后期算起，至少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东汉开始，简本与纸本并用，到了东晋，简牍遂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历史进入纸写本时期，直到北宋时期印刷术逐渐普及，成为文字传播的主要方式。刻本时期，写本继续流行，甚至许多重要典籍、官府文书等都是写本形式。至于古代留下的大量稿本、抄本、名人手札以及民间契约文书等，是古人手与心的悠然契合，是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料。所以，方广錩先生说，纸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七百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加上简牍写本，则是两千多年学术文化的依托。

    写本时期，人们制作写本有两个目的，一是典藏，二是供个人阅读使用。官府收藏的经典文书，主要是为了典藏。民间流传的写本，主要是为了自用。典藏的写本具有整体性和定本性质，比如五经，就是以整本书的形式典藏着。个人阅读使用的写本则体现着写本制作者的爱好、个性和习惯。典藏写本的制作者主要是祝和史，祝和史都是世袭的官职，具有神圣的职责，他们是文化的掌握者，也是典籍的守护者。个人自用写本的制作者主要是士人或下层有文化者。近百年来，出土了大量从战国至晋代的简帛写本，也出土了公元五世纪至十一世纪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纸写本，最为典型的就是敦煌吐鲁番写本。根据这些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对简牍写本，尤其是个人所用写本有以下认识。

    第一，由于出土的简绳大都朽烂，一个简牍写本（一卷）到底是由多少枚简编联而成，无法准确判断。根据简的长度，书写的款式、字体等大致推测，官府文书要多一些，比如居延的“兵物册”有77枚简，出土时是卷在一起的（秦律规定，上报官府的简不要超过百枚以上）。而民间流通的主要供阅读的简，以四五十枚简编联者最为常见。秦汉简以经书简最长，有二尺四寸，约56厘米。写传记或史札档案之用的简一般长一尺（约23厘米），每简可以书写40字左右，一个简牍写本可以抄1500到3500字者最多。我们看传世本先秦子书，《老子》上下篇，用两个写本抄录，每篇2500字左右。《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则每篇平均近3000字。一个简牍写本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几篇较短的文章。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论及“古书单篇别行之例”，正是写本时期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官方典籍，在民间流传的，往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诗经》文本，传世本中《雅》《颂》是十篇为一组，一组就是一个写本（一卷）。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诗经》简，《风》诗也是十篇为一组，如“卫十扁（篇）”“秦十扁（篇）”“陈十扁（篇）等。民间流传者可能与官府本的写本不一致，比如《诗经》有不少“组诗”，就是当时流传的“一个写本”遗留的痕迹。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是单个写本。如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韩非子的《说难》《孤愤》，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都是单篇流传。至于刘向受诏整理图书，就是把官府收藏的写本和民间流传的写本汇合整理，编为适合于“中秘”典藏的图书。

    个人自用的写本最当注意者是一个写本抄数篇文章。这数篇文章，可能在内容上属于同类，也可能关系不密切，写本制作者为了某种用途而汇抄在一体。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根据竹简字体款式判断，《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三篇为一个写本，而这一个写本有一个总题目《子羔》。有学者说这是毫无关系的三篇文章，其实它们抄在一个写本上，有一个共同的题目，是写本制作者认为这三篇关系密切。我们初步判断，《子羔》记载孔子对古史的看法，《孔子论诗》是孔子对诗的认识，而《鲁邦大旱》则是孔子对鬼神的认识。此写本的制作者一定是一位大儒。这种情况在传世文献中也不少见。如《韩非子》有《存韩》篇，就是由韩非的上秦王书和李斯的上秦王书、李斯的上韩王书三篇文章构成的，而其总的题目叫《存韩》，只概括第一篇的意思。《庄子》的《天下篇》包括了《天下》和《惠施》两篇文章，《盗跖》也包括《盗跖》和《子张》两篇文章。由于这两篇在早期的写本中已经混入《天下》和《盗跖》篇，以致后世学者认为已经散佚。《荀子》中这种情况更多，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的《文中有标题例》一节，集中讲《荀子》中的一些篇章包含数小篇的情形。

    第二，个人所用写本的制作者没有定本意识，写本不是为了保存原貌，而是挑选于我有用的部分，具有“摘录”性质。比如郭店楚简有三个《老子》的写本，与今本差别很大，有学者认为是早期的《老子》文本，裘锡圭先生认为是依据不同的主题或需要，从已经成书的《老子》中摘抄而成，是《老子》成书之后的摘录本。《老子》作为一部以“养生”为主题的格言警句的汇集本，不同的读者从中挑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者加以补充改造，这是写本时期文本形成的方式之一。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王兵篇》，根据简的形制和字体，可以判断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写本。《王兵篇》不见于传世文献，其内容散见于今本《管子》的《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整理小组认为：《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有明显的摘录拼凑改编的痕迹。写本时期，这种“摘录”是形成新的写本、新的篇章的主要方式。先秦时期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文章，像《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贾谊《新书》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刘向集成的《说苑》《新序》等，其形成过程大致如此。吕思勉先生论及中古时期的“钞”字，曾这样说：“今云钞者，意谓謄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所以“抄本”（写本）选择自己有用的抄录，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人所用或社会交流所用的写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抄完一篇文章后总是把自己的感想或评论写在后面。这些感想或评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或抄录同类事例，或记叙事情结果，或发表感想，或加以评说。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共抄录了十六章内容。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说：“这十六章的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写本的制作者在抄录文本前把背景、阅读感想或总结写在前面；或者抄录之后又引发了诸多感想，有补充的材料，而写在后面。这就形成了写本中的文章有引序或评论的部分。写在前面的，就形成了后世的序。如《公孙龙子》第一篇《迹府》（散佚不全）前面的一段文字：“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这明显是一段提要介绍性的文字。写在后面的，则如同赞语，史传的赞语当是这样形成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太史公评语之后，还有一段话：“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杨雄为司马迁之后的人，这几句肯定是后人评语而抄入正文者。

    所以，写本时期，写本的制作是很个人化的，写本蕴含着制作者的思想、知识和情感，尤其是简牍写本与纸写本相比，更有其特殊性。我们看汉简上的字，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疏密对比强烈，尤其是那掷地有声的收笔大尾，是大汉宏阔的文化心态与简牍媒介的天然契合。一枚一枚的简用两道或三道绳索编联在一起，简之间的空隙形成自然的格栏，格栏的天然空隙与坚硬的简木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立体感，如同感受VR一样吸引着作者，激发他的无限想象。当柔软的笔锋与坚硬的简体接触的一瞬间，那是至阴和至阳的相遇，是水与石的撞击，而作为主体的书写者，他的激情，他的生命，都在这相遇中勃发。所以，我们欣赏简牍写本，就是在立体空间形态的感受中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当年汉武帝阅读司马相如《大人赋》时，“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除了赋中的神仙主题外，简牍写本的形态也是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

    （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