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拨转了盛唐书法（上）

    历史上的李邕不算大人物，在受正统史观影响的书法史叙述中，也难见他的踪影。事实上，在孙过庭吹响书法改革号角后，李邕即已作为实践者和响应者，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积极践行张怀瓘倡导的“自然派”主张。他以行书为起点，摆脱姿媚时病，由碑颂探玄妙之意，自碑刻寻幽深之理，用行楷撰写碑文计八百方之众，杜甫赞其书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足见推重。李邕的书法，能够自开风格户牖，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时人和后辈倾心推戴、心悦诚服，他不仅催生了盛唐书法浪漫主义高潮的到来，亦在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竖起一座丰碑。

    初唐书风倾尚细瘦妍美之态，欧、虞、褚、薛楷书四家风行，“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楷法已严重影响人们的创造精神并束缚人们的创新思维。从唐太宗直斥萧子云书法“无丈夫气”，到张怀瓘再批王羲之草书“无丈夫气”，再到李邕怒斥“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盛唐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接力演绎、阐释并创造着书法标准化和个性化间的张力，这样的历史的区间里，李邕的贡献便在于把书法抒情达性功能和表情艺术特性具象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风格之外，建起一种更为煌赫博大的新范式。

    书史是由历史和后人书写的，唐代书风变迁是否肇始于李邕，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确证，都难下定言，至少唐代书家史家讳莫如深，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只字未提，窦蒙也将李邕屏于品外，有意回避，他们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领意义，疏忽了对其书法实践和价值的认识，这样的偏见甚至影响到后世。但时间终还历史以公正，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试笔·李邕书》中言其“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后来苏轼、米芾等名家也开始关注并习研其笔法，李邕行书的艺术价值逐渐获得认同，成书于北宋晚期的《宣和书谱》赞曰：“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更谓之“书中仙手”。元代赵孟頫为李邕笔力倾倒，“每作大书，一意拟之矣”。清代以至晚近，李邕声誉渐高，临习取法者日众，王文治以诗称赞：“唐代何人绍晋风，括州象比右军龙。云麾墓道残碑在，万本临摹意未慵”，高度肯定了李邕在书法史上的杰出贡献。

豁达雍容的时代映像

    书法风貌与其时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李邕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盛唐，以其大气磅礴的胸襟兼容异质风采，南亚的佛学、医学、音乐、美术，西亚的教派、建筑艺术，西域的艺人和东邻的僧侣，咸聚长安，大唐的首善之区遂成为遐迩闻名的世界级大都会，而整个社会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也都在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气势。书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诗坛有四杰，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代表帝国文学、艺术和剑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象征着盛唐的青春与自信。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一大批楷书名家登上舞台，姓名熠熠生辉，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淋漓尽现，支撑书法抒情功能的草书，也发展出了最纯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线条近乎乐舞之美，将抒情推向极致。

    公元655年九月，长安宫廷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调反复讲述：唐高宗李治的顾命大臣褚遂良坚决反对武昭仪出任皇后，以舍生取义的勇气和担当，写就自己的诚实正直。所谓“字如其人”，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绝苟且，唐楷书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君主操行记录者，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的监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诚的声名，早就人所共知，作为书法家，他倡导书家要有自家风骨与性情，在“二王”笼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于开宗立派，其品德高洁的内在性格和气质表露于书法，自然格局刚正，一派风神硬朗和清劲绝俗，其节操一如他的楷书雍容大度、端严雄浑。楷书为法帖，人品为楷模，褚遂良书品与人品互补互彰，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李邕来到这个世界上，耳濡目染着优良的文化生态。初唐虞体和欧体风靡，到初唐末期，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提出，书法和文学一样，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书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率先响应，从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运动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笔墨语言。今天我们可以断言，正是张旭的草书和李邕的行书共同支撑起盛唐书法的殿堂。观李邕行书，喜劲健者可从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约者可从中品味到柔美风致，尚玄思者还可从中感会玄学精髓。以有法之字抒无羁之心，悠然的线条寄托性灵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字如其人”和“风格即人”的艺术风格，如张丑《管见》所言：“北海始变右军行法，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

    李邕书法暗合盛唐奋发向上的浪漫主义情调，自觉践行书法要“抒情达性”的艺术主张，他在行书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精神哲学、性灵内涵和理想旨归的恰当形态，情怀雅韵寄托于笔墨，刚正脾性融汇于线条，风神俊郎展现于格局。经李邕改进发展的行书，行草中融入篆籀笔意，将折钗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势运用于书体，突破了王羲之手札书法的规范，并将钟王攲侧取势的形貌向前推进一步，呆板的垂直线和平行线有意变为斜势，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现无遗。

刚健雄强的人格气象

    盛唐繁荣首先体现在文化，张怀瓘在《书断》提出“情境感化理论”，尽管并不系统，仍常被历代书家截取引用，和孙过庭的书德论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书教理论”，成为中国人品读书法的内在心理响应，最终融入中华文脉，影响民族的思维和性格。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书法技艺超群而无独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与上层沟通，就难以进入主流视野，也很难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认同，作品更难流传后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艺术上的“反叛因子”根植于内心，其人格气象表现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初唐以后，王书为正统正宗，许多书家一承旧习，须臾不离，李邕对此深恶痛绝。艺术创作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万不可模式化、标准化和集约化，作品应当追求才情、个性和独创。“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二王风靡之际，李邕潜沉潮底，浪潮到来时，敢于逆流而上，遂以崭新风貌独步唐代书坛。李邕的尝试和努力，首先是改进行法，一改王羲之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浑、游弋奔走和攲侧端凝，为改进盛唐书风吹响号角；其次是改进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晋祠铭》《温泉铭》至怀仁《集王圣教序》，倡导以行书入碑，李邕率先在行书领域进行探索，倡导碑帖互融，带头以行楷入碑，生发楷书上的创造，突破初唐欧虞褚笔法、神韵和墨彩畦径，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寻找灵感，构建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样式，最终引发草书变革，直至狂草异军突起，终于成为盛唐书法艺术的拨转者。

    李邕有着嫉恶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于众，结果屡遭贬斥，同时代的卢藏用称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敢与皇帝论短长，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罗织罪名，饮杖而死。对历史文献细加梳理发现，李邕算得上历史上第一个卖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无厚积，《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气和率真让当朝名流大家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的赏识，同向朝廷推荐，遂被诏为左拾遗（谏官）。李邕不但能文养士且重义爱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兴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话，赢得包括李白、杜甫两位唐诗双子星的首肯和赞誉。尽管对年轻后生态度过于矜重，史上还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诗流传，但无损李邕慧眼独具、辨才识能和胸襟宽阔，他善于聚拢后辈才学，赢得晚辈与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宝四年历下亭设宴雅集，与高适、杜甫、李之芳等纵饮畅谈，说古论今，让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流传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阔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严的艺术格调，必然要适应盛唐书风变革的大潮，“通变”才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邕遍学北朝书家用笔之长，吸纳北方书体筋骨取胜的审美理念，为将来的变革做着各种准备，据粗略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间，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铭赞2品、书帖2部，书法风格个性突出，传承脉络清晰。李邕以碑颂、碑刻知名天下，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颂数量最多的书家，深厚的碑学基础和帖学功底使其运指不落窠臼，显露纵势、奔突、荒率之生气，昭示初唐以来少有的艺术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赞其书法“北海如象”，清代冯班则称“李北海如俊鹰”，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摇抟风的行书艺术，喻之为象和俊鹰确然并不为过。

    （作者：王福州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