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古文意境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译小说”风靡全国，广为新旧读者接纳。胡适称林纾用“古文译书”，成就了“古文的中兴”，“《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林译小说”因文言因素的运用展现出独特魅力。事实上，翻译只是副业，林纾视古文为安身立命之本，潜心著述，见识精到，文论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为同时代人所莫及，是名重一时的文章泰斗。钱基博称当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寒光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专著《林琴南》中论及“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这句话反复为研究者们引用或改造，以证实“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此话用以评定林纾的古文论也未尝不可。

    林纾的古文论以意境论为核心，涵盖总论、文体论、艺术论、技法论、史论、作家论和作品评点，内容丰富、体系完整，与王国维的境界论各有千秋。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借助于对中西方文艺理论的融会贯通，林纾的意境论则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理论的总结与更新。王国维以意境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由物我关系入手阐述内涵，分“大”与“小”、“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学界普遍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古典意境论的完成。实际上，王国维偏以境界论诗词、小说、戏曲，对古文关注甚少，林纾的古文意境论刚好补救这一不足之处。林纾有中西文化比较的理论视野，又有基于长期古文创作的经验总结，其意境论在继承前人基础上颇有独到创见，可以在中国古文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林纾认为，心、意、境是意境的三个基本要素，他对心与意、意与理、意与境、意境与识度、意境与局势等问题做了切中肯綮的阐发，堪称意境生成的“探本之论”。林纾强调意、理等主体性因素在意境创造过程中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心”是造境的根源，决定立意和境界，唯有“心胸朗澈”才能如庖丁解牛般“游心于造化”。这里的“意”和“理”不仅包含文章的主题思想，还指向作者人格修养、学识经验所形成的眼光见识及对人情事理的深切理解。林纾论意境“有海阔天空气象，有清风明月胸襟”，是主客观遇合、气象与胸襟契合的“意中之境”。心、意、境三要素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化合机制，能决定每篇文章的局势和体制，绝不是无意无理之境、有意矫揉之境、临时虚构之境。

    林纾以“识度”论述主体与意境创作的关联，认为识度是审择至精的远见卓识、至中正处的论说、“创见”与“正言”的统一。他非议理学家之文：“论道之书质，质则或绌于采；析理之言微，微则坐困于思”，而赞同刘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主张“大率析理精，则言匪不正；因言之正，施以词采，秀气自生”，即是扩充了“正言”的内涵，将析理、正言、词采等要素有机结合。“识度”分“推事之识”“论事之识”“叙事之识”，陆贽之奏疏为“推事之识”，《史记》《左传》为“叙事之识”。如何修炼“识度”呢，林纾认为“舍读书明理外，无入手工夫”，与其“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以阅历”的意境养成说一脉相承，其指归都在于提高创作者的涵养。意境“当以高洁诚谨为上”：“凡学养深醇之人，思虑必屏却一切胶渣滓，先无俗念填委胸次，吐属安有鄙倍之语？”意境的创造要求心胸朗澈、名理充备，方能立言得体、自然协调。写作者需具备知人论世的史识、定识和高识，又有全盘打算的审择、调度和经营能力，才能于细微处见精神，掇万物于笔端。

    林纾以“风趣”“情韵”“神味”助意境之说，“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风趣是一种大家气度，是感情深致、识见高远、人格健全的产物，与“滑稽”有天壤之别。班固《汉书》中的奇趣之语对人情事理有精确表达，给读者留下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即有神味。林纾提倡珍重普通人的情感，凡真情流露，素朴的生活细节或细琐的家常絮语都会使作品充满情韵，这就把情韵还原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在“诗缘情”“文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强调古文创作表达情感的重要性无疑更贴近人性的真谛和文学的本质。

    林纾认为，言辞与技巧上的斟酌有利于情感的润泽与意境的生成，其阐发的为文“十六忌”也可理解为“十六求”，由正反面入手归结作文之法，涉及古文艺术创造的诸多问题。清初三大家中，林纾最为赞赏汪尧峰，认为其文根抵于修己治身而无枵虚之病。然而不善学者，没有前人之天赋，又极力模仿高言振俗，往往坠入“险怪”“偏执”“狂谬”之病。林纾在创作技法中提出“忌虚求实”“忌繁求简”等为文要则，包含文章的立题命意、题材选择、结构安排等诸多内容，也是意境“高洁诚谨”的审美理想之具体化。他说“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学养深醇，理据其中，自然文从字顺，行文时运以古文之法度，在不经意间即成佳作。林纾把意境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使虚无缥缈的审美境界有所依托，让研习古文者有迹可循。同时，强调创作主体的人生修养、情感识度在意境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意境创造中形式美的重要性，带有进步的意义。不过，林纾深受旧学浸染，追求道理中正、技法合度，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局限，他对那些个性张扬之历史人物的不满，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反映出文艺思想的守旧落后。

    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到清末，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新旧蜕变的时代风潮又给予它新生的契机。林纾的古文论是时代机缘与个体命运的交会，体现了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期的过渡性特征。他在不规范的中西文化比较中丰富、更新与拓展古文论的理论视域，推动了中国传统古文论的现代转型。

    （作者：张胜璋，系闽江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