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

    物质主义幸福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发展和盛行的，其特点是把物质商品的追求和占有当作人生追求的目的，使人们把物质商品消费当作是幸福和自由的体验，这种幸福观导致了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的物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对资本本性和资本逻辑的分析，对物质主义幸福观流行的根源、后果以及如何扬弃物质主义幸福观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他们的上述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当前认识和把握幸福的本质和探索实现幸福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资本的本性与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

    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起源于启蒙运动，并最终由笛卡尔、洛克和亚当·斯密分别从哲学世界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观三个维度阐发其主要内容。从哲学世界观上看，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就是要运用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并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和支配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实际上是以工具性和实用的眼光看待自然界，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看，洛克以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强调国家的职能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其核心是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正义的，并认为只有维系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人权和民主；从经济发展观看，亚当·斯密一方面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认为人们追求私利必然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另一方面崇尚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并把增长和发展等同于GDP的增长，把财富等同于幸福，由此形成西方社会的经济崇拜和财富崇拜，不仅不考虑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且也把包含多样化内容的幸福简单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现代性价值体系在支撑和促进资本实现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形成了增长至上、功利至上、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面对资本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维系政治统治两个维度分析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上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为何在西方社会得以盛行。从资本本性的维度看，在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这一目的的驱使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必然会不断扩张，为了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维系，资本必然会在全社会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人们由此把占有和消费物质商品作为自由和幸福的实现，并使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从资本维系政治统治方式的维度看，资本在当代西方社会实行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并呈现出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转变，其特点就是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通过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自由，消解人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用“越多越好”的价值观否定、抛弃和代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够了就行”的节俭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衡量人幸福的标准也被归结为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人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归宿，使得享乐主义、感官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得以在全社会盛行。

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的后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包括人自身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在内的“总体异化”现象的发生，当代西方人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具体说：

    第一，人自身的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原本应该是具有自主情感和个性的人。但是，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大小和幸福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归结为一种物品，完全否定了人的精神和创造性潜能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物质主义的幸福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基础上的，这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归结为能否实现市场交换，这必然使人丧失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沦为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异化。

    第二，人与自然的异化。物质主义幸福观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而追求无限增长，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与资本结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自然由此被看作是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工具，这种对待自然功利主义的态度不仅会导致对自然的粗暴对待，而且也使得人类因为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消费而走向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并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第三，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奉行利己主义原则，把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作为幸福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人们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必然被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相互利用的功利性的关系，并彼此把对方看作一个具有有用性的商品，形成相互算计和彼此冷漠的异化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正是在资本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支配下，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破除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幸福观，才能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破除与超越

    正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在全社会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导致了物质主义幸福观得以产生和盛行，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提出了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借用了马克思关于动物需要、人类需要的区别以及人的需要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实现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区分“真实需要”和“主观欲望”、“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不同，进而阐明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及西方社会以追求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为幸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真实需要”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需的物品，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主观欲望”则是被资本所支配而形成的一种试图获得某种物品的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无关，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正是建立在“主观欲望”和“虚假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真实需要”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不仅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且只能使人处于越来越畸形和片面发展的异化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后强调，只有破除以追求实现交换价值和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满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异化的生存方式，才能利用技术的积极成就，到创造性劳动中追求和实现真正的幸福。

    （作者：王雨辰，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