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交”还是“陈情”

    《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代表作，作为名篇进入文学史。有关嵇康与山涛有无绝交及由此产生对散文题目原初状态的讨论，首见于张云璬、王志坚的质疑，但言之过简。徐公持先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3辑）对此有专文论述，认为现存材料中并无山涛与嵇康断交的记载，题目所拟出于刘宋人之手。徐文是最早全面论述“嵇康与山巨源书”的性质及其文题的重要成果，论证有理有据，可成定说。本文并非对徐先生观点的商榷，而是对其观点和材料的进一步补充和申述。

一

    题目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起到引导认识作品的作用。对诗歌如此，对散文亦复如此。中国文学作品在早期大多是没有题目的。名篇如李斯《谏逐客书》，初无文题。《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文选》作《上秦始皇书》或《上书秦始皇》。

    贾谊《过秦论》，亦复如此。全文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贾谊《新书》卷一标示《过秦》，未有《过秦论》之名。《新书》为后人编辑而成。《汉书》作“昔贾生之过秦曰”，而《文选》作《过秦论》。

    这类文章最初没有题名，和文章产生的背景相关联，它是在历史叙述中呈现出的内容，也可以说和文体相关联，如“斯乃上书”。这类文体在形式上是和书信相似的，书信本无题名，后人编辑文集或选集时才加上如《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的题名以辨识。

    古人书信格式与今有异，寄送对象的称呼常出现在信末。古代纸质墨迹遗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书信内容与题名的关系。如传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书札（见图①），反映了当时书信的真实样式。

    启功《〈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启功丛稿》）解释这一现象：“《快雪时晴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呼……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征明时还留有实物……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后人如此，是实际需要，还是模拟古制，也不能详知。如黄庭坚的书信（见图②）。

    此信寄送对象亦写于信末，后题名为《致无咎通判学士》。未必如启功所说，可能只是模仿古制。

    不仅是书信，其他散文作品也印证了文题为后加的编辑体例。如著名的《兰亭序》，核之现存墨迹，并无题名，题名亦为后人所加。《晋书·王羲之传》云：“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文选》题名《兰亭诗序》，《艺文类聚》作《三日兰亭诗序》。如是作者自题其名，后世则不能随意改动。

    徐公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论》认为：“汉魏时文士作书，一般仍沿袭当时文章体制惯例，作‘与××书’者，此惯例至西晋末尚未完全改变。观今存书函作品较多者如陆机、陆云兄弟，皆如此。陆云书函最多，而题目皆作‘与××书’，绝少例外。云与乃兄陆机亲密友于，情好无间，世所公认，其致兄书有数十通之多，书中各篇所叙，内容不一，世事文章，无所不包，而题皆作《与平原书》，可谓百篇一律。”这只是就今传书籍文本而作的判断，如果结合传世墨迹，可作修正。

    因此，可以说，传世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文题，并不是写作时就存在，而是后加的。与其说“汉魏时文士作书，一般仍沿袭当时文章体制惯例，作‘与××书’者，此惯例至西晋末尚未完全改变”，不如说，今存汉魏文士作书文本题名“与××书”，循之墨迹遗存，应为编辑文本时所加，是编辑体制，而非文章体制。

二

    从传世墨迹考察文章内容与文章标题可能会使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嵇康与山巨源书信的题名是如何被添加的？从现有材料看，《文心雕龙》有“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语，《文选》有《与山巨源绝交书》题名，因此在南朝之前已在作品编集时加了题名。这里引发出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有些文学作品在进入编辑过程时，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别人编辑，都会据作品内容给那些本无题名的作品拟定题目或题名，这才使得作品有了包括内容和题名的完整形制，满足因题见义的需要，方便文学作品流传。《史记》载：“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文选》将此作品列入“杂歌”类，题为《歌一首》，实未拟题名。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题名《大风起》。元祝尧编《古赋辨体》题名《大风歌》。元左克明编《古乐府》题名亦作《大风歌》。今人遂以《大风歌》为题名。以《大风歌》题名，确实是最优的。一是以开头“大风”二字名，不仅承旧制，而且大致表述了全诗内容及其风格；二是“歌”也较好地为作品文体特征定性；三是从接受者角度来看，也便于记忆。

    《文选》题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可能有三个直接的原因：一是因为文末一段有“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之句；二是受嵇康另一篇《与吕长悌绝交书》题名影响，《与吕长悌绝交书》所拟题名是正确的，因文章内容明确，并有“绝交不出丑言”语；三是受文章背景材料的影响。关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写作背景，基本文献如下：

    《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

    《世说新语·栖逸》：“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三国志》裴注：“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眀审者也。”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

    这些文献记录明确，应没有歧义。初嵇康给山涛写信，缘起是山涛举荐朋友嵇康自代，嵇康作书陈述其志以及生活习惯，拒绝了山涛推荐他为官的要求。其中，“拒”“拒绝”“告绝”，皆为拒绝为官一事，这和写《与吕长悌绝交书》性质完全不同。《文选》拟题误读了这些背景材料，而“绝交”二字起了关键词的作用，一直引导后世的阅读。《文选》若题名《与山巨源书》即好。

三

    阅读作品，以读题为起点，由此进一步探讨作者的写作立场、情感基调。作者为什么写作，以何种姿态进入写作，这决定了文章所要表达的观念、情感和语境。

    绝情由绝交来，绝交是人际关系的形式表现，是断绝交谊与往来；绝情是人的品性体现，是不讲情谊，不讲人情。如依通行文章题名提示，“绝交”是指示牌。循此思路，首先会设置对话情景，嵇康与山涛对话一定是剑拔弩张、怒目对视的；其次分析绝交的原因；接着会分析绝交的情理。这样的分析不免会对文本内容产生一些困惑。故每引《与吕长悌绝交书》“绝交不出丑言”，说明《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以恶言伤害对方。但无法解释的是，尽管“绝交不出丑言”，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却有“何意足下苞藏祸心耶”这样言辞极重的话语。

    现在可以换一思路去分析，不是“绝交”，而是“陈情”以拒绝山涛举荐做官之事。作者是就事论事，读者也应就事论事。文章陈述写作之由是“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也是就事论事。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绝交之意，只是陈情，如文中所言“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如此而已。应注意，无论言辞如何犀利，用词如何激烈，都没有改变文章性质。

    当然，这样的陈情是富有嵇康个性的。1.明确，不含糊。如“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明确提出士人“出”“处”是“各附所安”的。2.直白，不掩饰。如：“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直言己短。3.畅快，不生硬。“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叙述详尽，酣畅淋漓。

    但要注意到，由于他和山涛不寻常的关系，嵇康书信在表述上有如下两个特点：1.夸大其词。“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其中所述，当与实际不符。2.任性。这是被山涛过度包容造成的。其甚者如“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李贽《焚书》针对嵇康此信，发表过意见：“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祸，是也；谓涛不知己而故欲贻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鸳雏，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李贽从二人关系和举荐之事方面批评嵇康。所谓竹林七贤，以山涛、阮籍、嵇康为主，而山涛承担了指导和组织的重要角色。史载，山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而山巨源与嵇康友谊终始，《世说新语》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惟此二生耳。’”嵇康临终，托孤山涛，《晋书》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死后，山涛举其子嵇绍任官，《世说新语》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嵇康言辞过激，正是由于山涛的宽容，这也是二人情谊的印证。

    综上所述，如将《与山巨源书》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读，这并不符合嵇康本意，对理解山巨源品性也是不公正的。其实，嵇康作此文并非真的要绝交，而是一时急怒之下的负气、明志之文。如若决意绝交，完全可以像《与吕长悌绝交书》那样简短了之。如此长篇大论反而证明了嵇康对山巨源的信赖，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而山涛素以度量见称于世，又知嵇康性情，给以谅解，后二人重拾旧好也在情理之中，托孤之事正是其情谊的存续。

    （作者：戴伟华，系广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