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房子

    苏轼是真正的有名有家。一举成名之后声望不衰，少年时期居住过的房舍也备受重视，经过多次重建和增修，早已成为专门的纪念场所。喜爱苏轼的人热衷于阅读其作品，瞻仰他的故居，却往往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的独特价值。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和诗学主张的具体化。重新观照这些房屋，有助于我们走近苏轼，了解苏轼。

一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南轩位于眉州纱縠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

    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

    苏洵却一直希望离开家乡。他壮年折节读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屡试不第，直到苏轼兄弟逐渐长大，才绝意科举，专心教导二子。他督责功课十分严格，苏轼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严格的教育更加强化了苏轼不乐于出仕的意愿，也加剧了父子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最终以儿子的妥协告终。苏轼兄弟“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是对朝廷“先举策论”的积极响应，体现了苏洵的意志。在苏洵的精心教导下，苏轼兄弟很快学有所成。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同日登科。他们完成了苏洵未完成的事业，继承了他的审美观与创作主张。苏洵坚持“风水相遭自然成文”，苏轼也宣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父子相得，似乎已经消弭了前述冲突，实则不然。就“自然成文”而言，苏洵只将其限定在读书作文之上，不见于寻常行事。苏轼无意出仕，早获科名之后，也没有汲汲于功名利禄，更“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林语堂语），立言与行事都体现“无意为文”的原则，随物赋形，随遇而安，“点画信手烦推求”，“意行无坎井”。

二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

    古代士子行藏出处经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春台，一为江湖。高居春台者意气风发，炙手可热；避处江湖者逍遥无待，自由散漫。苏轼被贬黄州，一时无望于春台，又不愿意学习避处江湖的道士佛徒，更不愿“绝圣弃智”或破除“智障”，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

    纵观苏轼的传世之作，的确少有机心，总是“振笔直遂”。因此常遭后人诟病。清人周济就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事实上，这正是苏轼的“自然”。他尊重现实，向不完美妥协，却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有限性中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化腐朽为神奇。

    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

    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

三

    和陶是自我救赎与自我建构。还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在半睡半醒之际听到儿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决定从《和陶归园田居》开始续作和陶诗。“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化用丁令威的典故，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他把‘归来’重新定义为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所以不论他在哪里，都已经是在‘家’了。”（杨治宜《“自然”之辩》）此时，“故乡不在别处，就在他内心的最深处，因此他的双脚已经踏在‘归途’上了。儋州和眉山的地理距离被转换成心理距离，一念之间便已经跨越”（杨治宜《“自然”之辩》）。

    苏轼之道不自虚空入，他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立即想起《庄子》：“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虽然隔壁传来的不是苏辙的声音，但他还是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