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三十年代“吴越文化研究会”创立至今,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研究已走过近九十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巨大变迁,以及与国外学术界频繁的交流,区域文化研究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广度和深度远迈往昔。当然,区域文化研究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资料的开发和利用以及特定区域文化的深入探索等方面仍需要总结提升。在此背景之下,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区域文化专业委员会、泰山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区域文化研究会年会暨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7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区域文化研究”和“泰山文化研究”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对区域文化研究领域涌现的新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在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与会专家从多角度、多层次提出了新的见解。虞和平研究员的《关于区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对区域文化的概念界定、内涵要义及其与主流文化关系三个基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区域文化的区域界定随着区域划分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既有行政区域亦有自然区域和文化区域;区域文化的内涵要义主要包括特性和共性、自守和开放、独立和包容、内涵和外延四个对立统一关系;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主要有源与流、根系与主干、基础与主导的关系。行龙教授的《小议“地域文化研究”》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和区域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和地理上整体的观察,只有将地域文化纳入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历史中去观察,才能避免‘就文化而文化’的弊端,才能有‘整体的历史’”的观点。仲伟民教授、王正华博士的《作为区域的“华北”渊源及流变辨析》对特定区域文化的界定进行了反思。先是细究“华北”一词的来源,发现它大致经历了从古无“华北”,到近代创造“华北”,再到现代学术想象中的华北这样一段过程,进而在明清经济区视野下对“华北”一词作了重新界定。张俊峰教授的《元代汉人世侯家族与明清山西的宗族传统》论证了金元之际山西地区汉人世侯家族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其宗族理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本地区的宗族传统,指出从区域社会视角看,宗族文化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者应当摒弃碎片化与结构化的观念,从长时段的视野开展综合性、整体史的研究,注意考察异质性因素及其影响,方有可能形成对中国宗族文化现象的融通性解释。
在区域文化与整体历史发展的关系方面,本次会议成果丰硕。常建华教授的《清乾嘉时期的山东地方社会职役》分析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刑科题本中所载山东地方社会职役的变化,认为当时山东地方社会职役呈现出从“地方”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嘉庆时期着力推行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度,使得保甲与地方两种职役相结合而成为地保。张蓓蓓副教授的《司法档案文献与区域法文化研究》指出司法档案的内容能反映古代法律制度在区域实际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具体运作、古代区域各级审判体制及司法实践的诸多信息,也有助于我们探究诸如法律文化与国家权力、区域社会间的关系等社会史问题。周秋光教授《湖南与周边四省地缘关系考察》分析了历史上湖南与广西、广东、江西、湖北等周边四省在政治建置、经济发展、人际交往、文化融合等方面紧密的交流与互动关系,认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周边四省的文化有力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而湖湘文化也对周边四省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相应的影响。涂文学教授的《乡村推力:近代中国农村的衰败与农民离村潮》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衰败的原因,指出农村衰败导致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县城和都市中,由此形成城市人口的膨胀与农村发展的滞后,对此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泰山文化研究的论文相对集中,与会学者对泰山及周边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探讨。陈锋教授对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进行了考证,指出山川崇拜、巡守封禅祭祀、民间信仰是泰山文化形成的三大要素,泰山文化的精髓和主体是“国泰民安”“和合共生”。高强博士的《泰山岱阳佛教的历史时空思考》考察了佛教在山岳崇拜和道教占绝对优势的岱阳地区的传播发展,认为佛教在广义时空中丰富和改变了“泰山”信仰的面貌。
关于相关区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特定区域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发展。郭常英教授根据新见文献,对上海城东女学相关问题及李叔同参与该校音教活动等情况做了分析考察,认为从教学与文化活动足以看出李叔同对于城东女学的热情与责任感,而上海城东女学也因其才华和影响,收获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与文化遗产。陈新海教授的《明代直隶入传人物时空分布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以明代北直隶入传人物的时空分布为基础,讨论了其与直隶进士科考的关系,以及对直隶州县士风民俗的影响。谭景玉教授的《“东州逸党”与北宋京东地区的文化风貌和士人网络》探讨了北宋时期东州逸党形成的若干条件,指出逸党在京东士人网络形成中的居中联络作用,及其对泰山学派的影响。
(作者:郭华 亓民帅 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