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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的出版与其他行业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起因、过程、曲折、经验、教训，无论对于研究新时期的整体改革进程，还是对于当代出版人，对于中国出版未来的发展，都有足以借鉴与研究的价值。何况，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与时间，还有那些流动着热血、饱含着激情的人参与其中的心路历程。如果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为中国的出版留下一些史料，特别是那些参与者的第一手史料，改革开放40年的出版历史给后继者留下的就绝不是一个模糊的背影，而是一幕幕生动形象，有声有色的活剧。
由朱胜龙先生策划，聂震宁主编，江西高校出版社于2018年12月推出的“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收录了10位出版人的回忆录，弥补了可能的空白。这些出版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聂震宁、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龚莉、清华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吴培华、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张增顺、人民军医出版社原社长齐学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黄国荣、华龄出版社原社长常振国、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和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原总经理涂华等。这些作者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也是亲历者。他们以自述体的形式，用生动的出版案例，畅达的语言文字，概括的理论总结，饱含深情地记述了他们亲历的出版实践中的故事与所思所感。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一些出版家的传记，但那些出版家的主要经历是在民国时期，撰写者多系后人研究成果。而这套书的作者都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出版领域的，他们大多人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所以，如果说这些作品是他们个人从事出版的成长史，毋宁看作是中国出版40年的全记录。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但也基本写出了作者从事出版的一生或者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迈入新时代的今天，不同领域都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的得失，那么，这套中国出版改革亲历者第一手资料的出版，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出版对于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
“丛书”再一次证明出版对于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化能够传承，文明没有中断，其贡献在于语言文字和以文字记载的精神文明成果。而源于上世纪的十年“文革”，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出版的停顿，一度造成文化的荒漠化。“文革”结束后出版的恢复，不仅为本行业带来生机，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送去了精神食粮和科学知识。
“丛书”中张增顺的《情系教育出版》、常振国的《慎守其真》、龚莉的《没有围墙的大学》，便写出了“文革”结束之际出版界为拨乱反正，让社会尽快走向正常秩序而想方设法出版图书的情景。如张增顺写他所在的人教社如何安排从“五七干校”回城的知识分子，如何为了解决“教材荒”将“文革”前出版的教材“通读一遍，没有政治问题的就直接重印”，又如何研究制订高校教材出版“三年规划”。常振国写他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如何参与为一批老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其中就包括为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平反的经过。龚利写她1982年分配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后，如何到全国各地去聘请术有专长的“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如何启动中国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试想，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出版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提供的文化支撑，如今很难说会有这种繁花似锦的局面。
出版人亲历记述改革的全过程
出版人亲历记述出版改革的全过程是这套书的重要特色。传记的写作中，如果是他人的研究固然更为客观，但也少了本人自述的现场感、完整性和鲜活度。有些重要的细节，亲历者内心的感受，研究者即使倾尽全力也无法全部还原。而这套“丛书”中的“我”，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
40年来，中国的出版事业，与其他行业一样，经历了一个百废待兴、步入正轨，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历程，本套“丛书”中的作者，以参与者的身份，推动并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如本套“丛书”主编、作者之一的聂震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任后，面临着经济的压力与外部的矛盾，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抓重点产品，将出版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用事实打消了当初他从地方调到中央级出版社时个别人的顾虑，何况四年后他走上了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岗位，更证明了当时领导选择的正确，也说明聂震宁本人的智慧与努力。樊希安在来到三联书店负责之前，曾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吉林省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工作过，不仅策划编辑过不少优秀图书，也从事过出版管理工作，他在三联书店的几年间，从策划大的出版项目到24小时书店的开办，做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黄国荣在《一生相许》中，不仅写出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工作如何从无到有，而且写出了整个出版战线，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何一步步地摸索，形成成熟的出版发行模式。特别是全国图书订货会的创建，对中国图书发行事业，是划时代的贡献。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立足武汉，走向全国，在北京引进人才，建立分部的成功经验，今天仍是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故事。这些鲜活的个人史，集中放在一起，无疑可成为中国出版界改革发展史的缩影。
为后人研究40年出版改革留下史料
亲历者成功的改革实践与丰富的从业经验，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这套“丛书”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提供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出版管理经验和重点图书的出版案例。本书的作者，都曾在基层出版单位工作过，从普通编辑到编辑部主任、出版社负责人或者单位领导。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成功实践经验，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克服困难的方法与路径，成功发展的措施与经验，都是可供后人学习与借鉴的。这里，既有中央级出版社如何发挥优势，在原有基础上重放光芒，也有地方出版社、军队出版社如何由小到大，成为行业的翘楚。有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也有出版流程的再造、重大选题的策划过程。如齐学进的《军旗下的出版人》，写到他担任出版社社长后，人民军医出版社制订年均增长30%的发展战略，从一个发行只有3000万的小社，跻身为一个强社名社。其书中既有经营管理的具体思路与实践结果，也有产品规划、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再如涂华的《我的书业生涯四十年》，写江西新华发行集团不断开拓进取，从连锁经营到物流基地的建设，从艺术品市场的开发，到走出江西去北京发展。他那种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拼搏精神，那种科学布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书业后来者继承弘扬。
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些具体的图书策划出版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持续营销，将一个引进项目《哈利·波特》做成一大套双效俱佳的图书的前后过程，虽然业内早已耳闻目睹，但现在让组织者自己来完整讲述，其过程与细节更有现场感。长江文艺出版社在打造“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的过程中，注意品牌塑造，注意通过整合营销扩大持续影响力，其详尽的推广方案，也早已成为培训机构的教学案例，但今天和盘托出，更为完整系统。还有吴培华成功策划《中国丝绸通史》，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后进行产品布局，带头抓落实的详细回顾，也是让人耳目一新。常振国在现代出版社负责时组织大型项目《中国一日》，虽然因为外方的原因未能顺利在中国出版，但那种利用外方力量开展出版“走出去”的思路，从今天来看都有其开创性。应当说，这套改革亲历丛书中，每一本都不乏这样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它不仅能让今人从中学习实操经验，也为后人研究40年出版改革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愿为华夏出版尽心尽力的深情
情感充沛，溢于言表，体现了一代出版人对中国出版的深厚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谈到感情对构思作品的作用时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10本自述体的作品，一个共同的特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自述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出版工作，对自己曾经策划编辑的出版物那种深情厚谊。
吴培华在《追梦》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钟情于出版，愿为华夏出版尽心尽力。”他在苏州大学出版社退居二线后，又来到清华大学出版社一线的岗位奉献余热，为的就是“追梦”。龚莉这个正处花样年华的湘妹子，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直干到“鬓毛衰”。用她自己的话说，“如‘钉子户’般一生都献给了百科全书事业。虽然中途她有从事行政和换岗的机会，她却一直留在这里，“好像自己的一生，就是为这一桩事业而来。”樊希安从地方出版社编辑的岗位上，一步一个台阶做到中国出版集团副总、国务院参事，缘于“对出版有浓厚的兴趣，且终生不渝”。周百义在“后记”中说，“人生若白驹过隙，一生能够做成一件事，足矣”。这10位作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曾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他们虽然也曾有过苦恼、困惑、犹豫，但现在回忆往事，个个都无怨无悔。认为终生从事出版事业，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继承中国史传写作的传统
文字活泼，情节生动，继续了中国史传写作的传统。这10本回忆录，虽然有些文学性较强，有些史料性更足，但文字和行文，均生动活泼，简洁明快，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写作手法。如聂震宁的《我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很多章节完全是散文的笔调，语言形象生动，写人状物，三五笔跃然纸上，上任前在漓江边100多天的彷徨与苦闷，细致入微而又情景交融。周百义《长江十年》中的有些篇章，也如同人物散文。如作品中写到的那位“革命家、思想家”，爱诗的师妹，还有那位年逾古稀进京创业的刘硕良，都神情毕现，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龚莉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有桐城派散文之风，简洁而又明快，具体而不琐碎。书中这些人，很多是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些曾经获得过文学大奖，或者改编成各种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他们提笔来回忆出版生涯时，增添了更多的文学色彩，给读者带来了愉悦的阅读体验和快感。
总之，“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可观可赏，可学可用，可读耐读，可阅可存，是近年来出版人物传记丛书的重大收获，也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改革发展历程的重要成果。
（作者：冬至，系资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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