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诗教”

    《诗经》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断诠释中，逐渐形成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以及礼仪、音乐、文化综合教育意义的经典著作，在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礼仪的教科书，也是外交场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渗透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别重视《诗》的教与学。周代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极，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等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诗》的教与学的设置非常体系化：

    一、“诗教”按诗歌特点系统进行。《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是说乐官在教国子《诗》时，按照《诗》的分类特点和创作手法分科教学，特别注重从道德、礼仪和音乐上引导。

    二、“诗教”依年龄循序渐进。《礼记·内则》谓：“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韶》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经过几年学习后，国子们“六艺”之事就能略备基础，在二十岁时进入大学阶段，据《礼记·学记》记载：“大学始教”要开始学习《小雅》，重点演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以明了为官之道和君臣一体。

    三、“诗教”与“乐教”紧密结合。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是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以诗言志、以诗讽谏。《墨子·公孟》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种方式学习《诗经》，以及在各类典礼场合中使用《诗经》的景象。

    四、“诗教”还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当时社会祭祀、宴饮、举行射礼等场合都要歌《诗》。歌《诗》并配以礼、乐、舞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动辄以礼”的意识，形成对个人品德、言语、行动的自我约束。如在《仪礼》乡饮酒礼仪式中，就伴随着《诗》乐的吟唱和演奏，整个活动就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演出。人们通过观看、体验乡饮酒礼歌《诗》的每一个艺术化环节，受到礼乐熏陶，并要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的影响中。

    《诗》与礼、乐结合，借助艺术形式的诠释，就成了礼仪教化的理想载体，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诗教”也因此逐渐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诗经》文本结集后，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对《诗经》进行了功用各异的阐释。圣人孔子就特别重视“诗教”，《论语》和《礼记》中就多次记述孔子与其弟子谈《诗》，或称引《诗》中词句。那么，孔子教《诗》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呢？《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对“诗教”的重视，是基于其对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用的理解和诠释，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仪方面的熏陶、规范。

    孔子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时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的正是通过学习《诗经》获取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将“诗教”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练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对此，蒋伯潜就认为：“诵《诗》授政，期其能达。盖《诗》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练达人情，洞明治理，然后可以‘专对’期。且谓‘不学《诗》无以言’者，其故可深长思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

    通过孔子的诠释，《诗经》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读之书，也是人们“洞明治理”的必备教科书。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参照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内涵，又包含了用之以关照现实社会的厚重责任感。同时，孔子所言“达”于《诗》的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之时，用于“专对”。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礼节，这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传》载：“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诗乃是赞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猃狁、匡王室之诗。赋《诗》者依据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诡用于各种外交和礼仪场合，《诗经》文本转而又成了国家外事交往中屡试不爽的宝典。

    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加之孔子“圣人”的特殊地位，他对《诗》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传扬开去，《诗》也就成为儒家研习的重要典籍。《孟子》一书中引《诗》为说共计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荀子》一书引《诗》论《诗》80余处，更注重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关系。荀子曾经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十分重视传统经典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国兰陵传经，对《诗经》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三百》“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的工具。《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常常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作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诗章更构成了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体现出了寓评价于引《诗》之中的这一特色。他在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适时地征引《诗经》中的某些诗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被征引的诗章，既作为了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贬倾向。《鲁周公世家》中在记述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管、蔡的历史过程时，就引用了《诗经》中的《鸱鸮》，不仅写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恶意中伤以及被成王误解的情况下，仍然忍辱负重、忠于王室的宽广胸襟，同时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况之下，独力支撑周王朝、维护新生政权这一历史行为的充分肯定。于是，《诗经》文本成了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观照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

    通过先秦至汉代儒家的系统阐释，《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为国家文化经典文本，为中华民族“温柔敦厚”、诗礼相承的民族特色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刘冬颖，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战国经典诠释学考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