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两种不同的治史路径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在2000年出版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地中海史研究，分别为“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对于两者的区别，书中有两处较为明确的说明，“前者不需要涵盖一个广阔的区域、漫长的时段或宏大的主题，并且仅仅偶然地或间接地同其地理舞台相关；相比之下，书写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前提是理解其整个环境，而作为考察对象的环境乃是种种人文与物质要素复杂互动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变更的限制条件”；“我们已数次区分了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就前者而言，它在地中海纯属偶然，也并非在全地中海范围内展开，视之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宏观历史中的一部分也许更为合适，而要理解后者，确立一种明确的地方感、进行地中海范围的比较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霍登和珀塞尔的论述，大致可以这样来区分“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前者与具体的历史舞台、与广阔的地中海区域其实没有什么关联，仅仅是发生在地中海区域的某个地方而已；后者注重人与自然的互动所塑造的环境及其历史演变，并且从整体上来理解地中海的历史发展，可谓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堕落之海》所研究的正是这种“属于地中海的历史”。作者并没有专辟章节讲述地中海的政治、社会、经济或宗教史，而是把传统的“在地中海的历史”纳入微观生态的研究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它关注“连通性”这一海洋的本质属性，从地中海区域互通有无的角度论述各微观生态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说明地中海的整体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史作为一种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民族国家范式、大陆范式和文明范式，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地中海史研究尤其如此。霍登和珀塞尔于2006年发表《地中海与“新海洋学”》一文，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和‘在地中海的历史’仍是一个有用的二分法”。霍登和珀塞尔对于两种地中海史研究的区分给许多西方学者带来一种方法论的自觉，由供职于美国大学的西班牙史学者米歇尔·M.汉密尔顿和努里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主编、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更是旗帜鲜明地以此作为标题——《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伊比利亚研究》。编者在导言中指出，本书试图为伊比利亚研究提供一个宽广的地中海框架。从大约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商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建立商业据点开始，半岛始终是地中海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明显，所有伊比利亚文化和历史都可定义为“在地中海”，然而，“本书的目的在于思考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及其居民来说，作为地中海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即把西班牙文化视为“属于地中海”而不是“在地中海”。

    可以从以下方面解读编者的这种学术追求。首先，把伊比利亚半岛视为地中海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半岛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联系，研究贸易、教育中心与网络，朝圣路线，思想和文化习俗的流动是如何把伊比利亚与地中海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深入挖掘地中海史中与伊比利亚有关的方方面面。其次，在上述前提下聚焦伊比利亚半岛，关注从古至今生活在半岛或者途经半岛的人们是如何生产其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具体而言，这种伊比利亚研究关注生活在半岛的区域性的、语言的、种族—宗教的群体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及生活在伊比利亚诸王国的说写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拉丁语等语言的人们，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例外论的思维模式，把伊比利亚研究变成一个地中海课题。再次，所有学术研究都使用概念范畴。对于研究同一个现象，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范畴和视角。伊比利亚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地中海的一部分，“把伊比利亚研究放到地中海的台灯或阳光之下，将会进一步照亮我们学科的智识景观”。

    编入该书的第一篇论文由美国地中海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布莱恩·A.凯特罗斯撰写。该文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这一角度具体探讨中世纪“西班牙”与地中海的关系。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徒、拜占庭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生活在同样的空间，常常是同一个统治者的臣民。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相互依赖，再加上共同的宗教—文化定位（亚伯拉罕宗教），形成一种催化剂，推动政治和社会调适、文化适应，从而构成竞争和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方因而有着类似的发展。伊比利亚半岛也不例外。公元前后，犹太商人和旅行家沿着腓尼基人贸易殖民的路线，流散到伊比利亚半岛。从711年起，穆斯林征服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从而形成三大宗教群体共栖伊比利亚的局面，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性成为半岛中世纪历史发展的常态。但是，传统史学却认为这里存在着以基督教为特征的“西班牙”主流文化，是现代西班牙民族国家的源头。这是典型的从现实反推历史的研究方式，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相矛盾。总之，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三者的关系来看，中世纪的伊比利亚绝非一个孤立的例外，可以被纳入地中海的历史框架之中。

    霍登和珀塞尔对于地中海史研究进行区分，倡导研究“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其典型特征是从地中海的具体场景出发，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微观生态的形成，进而关注因“连通性”而形成的地中海历史的整体性。《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充分肯定了霍登和珀塞尔的这种区分，注重从地中海的视角来审视伊比利亚历史发展，所看到的是多元文化共存这一属于地中海、在伊比利亚半岛有更明确体现的共同现象，对传统的“再征服运动”思路下的西班牙历史研究形成巨大冲击。可以说，《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丰富了“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内涵。

    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全球史研究关注跨越边界的历史进程，海洋史因其通达性而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天然素材。关注流动、交换等跨界进程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可以从具体的微观现象入手，思考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形成。依据这种对于关联和社会结构的判断，重新认识某些限定空间的历史发展，一种新的历史景观也许就会呈现出来，近年来兴起的地中海视野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就是典型例证。从“属于”而非“在”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区域、洲际、全球的内在历史发展，既可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涵，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碎片化”研究的缺陷。

    （作者：夏继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