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诗》

    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到“周代人的用诗”，将它们分为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又说：“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古史辨·三》）可见，前二者是《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后二者则是时人对《诗》的运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而于《左传》中尤为集中。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传》的表达艺术，以及《诗》的经典意义。

一

    从《左传》对“春秋时事”的记述中可见，时人或进行激励，或看待他人，或议论事件，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常常引诗为证，把《诗》作为典范、依据、准则与证明。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众狄纷纷响应，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郤成子没有同意，他说：“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于是当年秋天，盟会在狄欑函举行。引诗出自《诗经·周颂·赉》篇，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勉励众人。昭公二年，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叔弓一再谦让，强调“寡君使弓来继旧好”，晋国叔向十分赞赏，称他“知礼”，并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诗出自《大雅·民劳》，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昭公七年，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楚国没有派人郊迎。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晋侯派人郊迎。引诗见《小雅·角弓》，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所以应该尊礼为善。可见，《传》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以诗释事，《诗》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评价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书中还以“君子谓”“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据统计，《左传》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而用诗者竟达38处，涉及45篇次！《左传》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曰”的插入，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而《诗》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诗》的典范意义。

二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喻志，即赋诗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还能够观国家兴亡，可见意义重大。昭公十六年，晋卿韩起访问郑国，访问结束，郑国的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并明言“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对郑君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所赋诗又均在《郑风》，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赋诗的原则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还要连类所及，合于场景；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而且能够以诗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黍苗》，这首诗见于《诗经·小雅》，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拜谢道：“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表明感谢之情；又以诗中“芃芃黍苗，阴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谢意之强烈；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最后，季武子又赋了一首《六月》，诗在《小雅》中，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也是希望。

    在《左传》的记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常常成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当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卫国侵占戚国东部边邑，杀掉晋国戍卒300余人。于是晋与鲁、宋、曹等国在澶渊会盟，并讨伐卫国。卫献公被迫到晋国并试图参加会盟，却被盛怒中的晋人抓了起来。当年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相约到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赋《嘉乐》（今《大雅·假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既赞美两国国君，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国景子代表齐君赋《蓼萧》，诗中有“蓼彼萧兮，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之句，既表达见到晋君的欢喜和感谢，又向晋君提出以兄弟之义看待各位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郑简公赋《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到贵国的朝廷，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君主美好的赐予。可见，三人的赋诗都表达了情感，后二人也传达了诉求。

    在这里，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也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达极为委婉，极为诗意，使得语言的风格极为婉致，极为典雅，可称“笔舌妙品”（钱钟书语）。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诗》，无论是摄职从政的男子，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也无论是中原各国，还是异族蛮夷，都必须烂熟于《诗》，做到随时称引。在当时，不能赋诗或听不懂别人赋诗含义的人是被人所鄙视的。在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三

    在《左传》的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间杂着一些引者的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不合于原诗的意义。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种倾向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时人对诗的一些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评论。宣公十五年，羊舌职称《大雅·文王》中的“陈锡哉周”是说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评价晋景公时引诗“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强调“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韩无忌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召南·行露》）并解释道：“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昭公元年，赵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贼，鲜不为则”后，解释说这是“信也”！在解释《诗》的背景时，用诗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层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前，申叔时评论楚军时引《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句，突出“德正”“时顺”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时赞美兄弟情谊的诗，而在富辰的眼里却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的警诫之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是难得的一份学术史资料，季札论周乐时秉持着“美”与“善”的双重标准，“美”主要赞美其艺术形式，“善”主要评价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经蕴含着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念。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縠为城濮之战晋军元帅时，说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评论之语中，更是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谓也”“求善”“敬主之谓也”等话语，涵盖了忠、信、仁、善、敬、礼等许多观念，以德义释诗。以德义论诗，既体现了时人对《诗》评价的着眼点，从而奠定了儒家论诗的基调，也蕴含着以诗为教的思想，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左传》用诗虽然多“断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见《诗》在春秋已经具有的高度的经典意义，以及在上层贵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温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养和政治情怀的共识标准，是评价人事得失和政治成败的鲜明法则。不仅如此，引诗为证，还直接影响了汉代韩诗说的形成；赋诗言志，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文人雅集赋诗唱和的文化盛景；论诗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论诗乐的价值标准。《左传》的记事强化了《诗》的经典意义，推动了《诗》的经典化过程。

    （作者：张庆利，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