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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友谊的使者——马克林
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经济与亚洲研究学院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国家级文教专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绝对是实至名归。5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传统戏剧、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及澳中关系等。他还积极向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如今，马克林已出版学术专著43部，代表作有《变化中的中国》《中国少数民族与全球化》和《1900—1949年中国的变化》等。
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演讲中专门提到马克林。习主席说：“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教授。1964年，马克林教授首次赴华任教。半个世纪来，马克林教授60多次访华，在亲历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林教授的儿子斯蒂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可以说，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挚热情，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搭建起一座桥梁。今年9月，马克林教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我要对你及众多澳大利亚人士为中澳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几年前，记者就在本报上看到同事撰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林教授的文章。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正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的习近平主席用一大段话来介绍这位中澳友谊使者，这位早在1964年就来华任教的澳大利亚老人。去年6月记者赴澳工作后，一直想寻找机会深入采访一下这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马克林教授外孙制作的微视频《五十余年的熊猫考拉情谊》后，记者下决心一定要尽早采访这位中澳友谊的使者。在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帮助下，记者日前终于在布里斯班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马克林教授，聆听他讲述与中国的命运邂逅。
记者：我读了不少关于您的报道，正如习主席在澳联邦议会演讲时说的那样，早在1964年您就赴华任教，那时新中国刚成立15年，您当时为何会选择来中国任教呢？
马克林：20世纪50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准备读大学。虽然我母亲当时对中国并没有兴趣，但当她看到墨尔本大学在堪培拉的一个学院（后并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设课程亚洲研究有奖学金时，她便推荐我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我也很高兴地去申请，结果就拿到亚洲研究奖学金。4年大学课程，我既学习了汉语，也学了日语，当然我的日语不如汉语学得好，还学习了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亚洲历史。大学毕业后，我就计划去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因为剑桥大学的一位加拿大学者对唐朝很有研究，碰巧我写的一篇论文也是关于唐朝的，特别是安史之乱，我认为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就此撰写了一篇论文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
1962年至1964年，我在剑桥大学做唐朝研究，翻译了《新唐书》和《旧唐书》。一次在伦敦的剑桥市场遇到一位朋友，他告诉我他将去中国教书。我跟他说，如果中国驻英代表处的官员还需要有人去中国，请告诉他我的名字。那位朋友果真帮我询问了此事，并促成我的中国行，我的命运、我的一生也因此彻底改变。对我而言，我并没有刻意地、有计划地去做这些事情，但两个人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位是我的母亲，她建议我攻读亚洲研究；另一位便是将我推荐去中国的那位英国朋友。我以前只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也研究古代史，但没有涉足中国当代史。然而，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以及中国之行激发了我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兴趣，让我进一步了解现代中国，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记者：您在中国执教多少年？后来还经常去中国吗？听说您一家与中国都很有缘？
马克林：我在北京执教两年，我夫人也跟过去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斯蒂芬就出生在北京。结束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后，我返回堪培拉，攻读京剧博士学位。此后，我没有机会再去中国，直到1972年12月澳中建交。我在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任教，在1977年，我带领部分学生前往中国。自此，我每年都会去中国，有时一年中会去几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将北京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家人也都去过中国，都很喜欢中国。在我女儿的帮助下，我的外孙詹姆斯前不久将我与中国的故事制作成微视频《五十余年的熊猫考拉情谊》，参加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与人民网联合举办的2018“当考拉遇见熊猫”中澳友好微视频大赛，并获得最佳故事奖。这个视频确实记录了我当年在中国执教以及后来我到中国访问的情况，我相信你也看了这个视频。
记者：您亲历了中国的发展进步，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
马克林：简单而言，在7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是一位中国人，我会更加爱现在的中国。当然，中国经历过挫折阶段，比如“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应该从大局看，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到中国时，我遭遇了文化冲突。我无法理解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认为理解不同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越来越喜欢中国。
我可以把中国的变化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回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以每年1.5%的经济增速向前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也遭遇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转入低谷。虽然中国目前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是从长远看，发展仍然是向好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能在这么短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我看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当然，中国仍然存在贫困，但情况已经大为改善。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有贫困问题。人们总爱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不可比。中国比印度的发展快很多。我的中国朋友生活都很富足，我的学生虽然正在人生奋斗的路上，但相较于父辈，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善了不少。
二是社会发展方面，中国女性的社会情况相较以前显著改观，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方面也得到很大发展。我发现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更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更享受自由。当然对自由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我的学生比以前我刚到中国时更享有自由了，我也明白中国人的观点与澳大利亚人的观点不一样。
三是文化层面，目前中国的文化生活比以前丰富多彩。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前中国书店的翻译作品很单一，现在各种外国书籍都被翻译成中文，呈现给中国读者。对我这个外国人感触最深的是外国音乐。我在中国期间，基本上每周都去国家大剧院听歌剧和音乐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喜欢京剧，现在又爱上了地方戏。北京也有不少剧院上演传统戏曲，非常棒。而且现在中国驻外媒体数量和体量也在增加，比以前多很多。中国春节海外庆祝活动也非常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我也参加布里斯班举行的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活动，而且其他族群也参与其中。
记者：您既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研究最资深的学者之一，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澳关系？
马克林：我认为，目前的澳大利亚政府太跟随美国，而美国在澳中关系方面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下，澳中双方需要更多的互信。在澳中贸易方面，大量中国游客赴澳旅游，大量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澳中多层次的文化交流等等，积极推动了两国互信的建立。但我认为澳中关系应该更上一个台阶，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增加互信很重要。
（本报堪培拉2月24日电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王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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