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
一生追索历史,他把自己也写进了历史——2月24日0点11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当日上午,清华大学发布消息,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学勤先生。这位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用自己60多年的兴趣、执着和好奇心,穿梭在历史的迷雾中,奋力找寻着中华文明隐藏其中的每一点痕迹。
1.一个“多波段收音机”
得知先生辞世的消息,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的电话。
尽管此前先生已经因病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去年年底甚至缺席了他最珍视的清华简入藏十周年纪念会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的成果发布会,但噩耗袭来,电话那头的刘国忠还是抑制不住地哽咽:“先生始终以科学之方法、进取之精神、乐观之态度积极投入科研工作,是当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著作等身,建树颇丰,凭的全是一腔痴迷与热爱。
1933年,李学勤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藏书之多就超过了一般的大学教授。1951年,李学勤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不到两年便肄业,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多个领域研究颇深,成为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
“我是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是我的老师。1952年我到了中科院考古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转到历史研究所,担当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随着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简的发现,又转去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几经转折,称为‘杂学’是最合宜的。”若干年后,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家,笑称自己是个“杂家”。
但也正是这种丰厚的阅历和积淀,涵育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
“前一分钟,他可能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后一分钟就可以马上转入对清代学术的探讨,随时随地,了无滞碍。”这让刘国忠感佩不已,“他说自己像一个‘多波段收音机’,这么一拧是中波,那么一拧又到短波,可以随时进行各种调换。”
2.始终如一的“主频率”
尽管“波段”广博,但在李学勤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却有着始终如一的主频率——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
“在多年‘杂学’涵泳中,我逐渐形成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自然也就谈不上更好地介绍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大有可为。”李学勤一直感慨。
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简帛,从文字、历史到古代文明……李学勤始终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奔忙,他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还提出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比较考古学”等命题。近年来,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免遭秦火的战国竹简“清华简”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中。
清华园,图书馆老馆三层一个不大的工作间,记录下李学勤不知多少个日夜的拼搏。十年间,清华简每年出版一辑整理报告,“每次分配给团队成员整理的篇目,他都是最难的部分却第一个完成,而且是又快又好”。即便是最近一年多,一直与病魔搏斗的先生依旧笔耕不辍:一篇《清华简〈摄命〉篇“粦”字质疑》发表于2018年9月的《文物》,另一篇《谈清华简〈摄命〉篇体例》发表于2018年8月的《清华大学学报》。就在一个多月前,先生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慢一点,可以慢一点。”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心疼这位“校宝”,多次劝他要慢一点,但对李学勤来说,对历史的敬畏,对历史学家身份的珍视,让他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2013年10月,记者曾就清华简的研究保护工作采访先生。“为何要对这批竹简耗尽心力?”“为何要读史?”面对记者的提问,先生说,读史让人知来路。两年前,又有报社同仁去探访先生,他念兹在兹的,依然是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责任与使命:“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民族,靠的就是悠久的历史文明。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无法深入理解。”
3.热爱教育的赤子之心
“刚进大学,已经七十高龄的先生给我们班上了整整一年的名师导引课,每节课都邀请中国文史哲界的学术大咖,每次都是亲自主持,从没有因为我们只是大一新生或自己忙而有半分懈怠。这就是大师的师德师风!”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一位曾选修过李先生课程的清华毕业生在朋友圈如此缅怀。
对学术倾注心血,先生同样看重的,还有对青年学生历史观的培养与教育。
2003年,李学勤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从2004年的秋季学期开始,他便给文科实验班的本科生开课。他说:“带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启发他自己的观点,我愿意让他自己摸索一个题目,而不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切一块给他。所以我们设立文科讲座,从各方面请专家来。”就在前两年,他还在家里的客厅为研究生授课。而一位曾在10年前上过课程的清华学生向记者回忆,讲座课名单网罗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各方中流砥柱,“奢侈”无比:“如果没有先生亲自出面相邀,很难一一落实。”
从甲骨文到青铜器到金文,先生给学生开过很多课。他希望能给学生丰厚的滋养:“在基础课之外,老师和学生还能有广泛的学术交流,这是我最希望形成的一种风气。”
多位清华学生向记者回忆,上课时,无论主讲老师是谁,先生都特别谦逊地坐在一边认真听。有时,台上学者讲课,怕大一学生们听不懂生僻的学术词语,先生还会走到黑板边默默帮主讲者板书。“有一次,我们做社会学的小课题向先生请教,他还特意在课余时间骑车来给我们讲解。”毕业已10年,这些仍是清华2004级文科实验班最温暖的回忆。
先生为人治学的风骨,也通过这一堂堂课绵延相传。
“大一时在三教上课,先生双手平端从讲台一端走向另一端,小心翼翼演示如何双手持文物的那个可爱的小老头的样子,我永远忘不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杰从清华艺术史论专业毕业已经有16年了,当年在长长的阶梯教室,先生亲身为学生们演示的情形他还历历在目,“‘文物再小,藏品再薄,也不能用一只手拿。’先生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纯粹、谦和的人生自得圆满。几年前,先生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建立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心,“去找各方面上了年纪的研究者谈他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对于这样一个求仁得仁的人,他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又会是什么?
众多留言中,有人为先生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新建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大楼而感慨,还有人为清华简的保护研究工作刚过半程而扼腕。但对于先生自己,或许只会豁然一笑。
不信?请看先生曾经的感言——
“我们处在黄金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更重大的发现、更深入的研究应该在未来……文明史上的诸多问题,应该在今后解决,特别是在21世纪。我自己可能是看不见,可是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会亲自看到它的辉煌成绩。”
一生从历史中找寻,把一切交还给历史——他也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本报记者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