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与高尚的灵魂对话

    在天津医科大学校园里，有一间特殊的教室——入学的第一课和毕业时的最后一课，大学生们都要来到这里与“无语良师”展开一场“心灵对话”。

    这间教室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展室，室内陈列着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著名医学教育家、内分泌学专家朱宪彝教授所捐献遗体的部分脏器标本，还有700余位遗体捐献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亲笔书写的遗嘱。

    如今，以这间展室为主体扩建而成的生命意义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天津医科大学学生德育工作的“精彩之笔”——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在此接受心灵的洗礼，在阅读“大体老师”（即捐献遗体供医学院教学使用）感人至深的亲笔遗嘱中体味生命的价值，感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责任。

1、由来：一堂课的延伸

    天津医科大学生命意义展室是作为医学伦理学课的“第二课堂”于2002年初筹建的。令创办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展室甫一开放就立即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校内外参观者纷至沓来。在很短时间内，这个被称为“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展室，其功能就突破了狭义的医学伦理学范畴，成为该校践行“德高医粹”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这个展室里，每一名参观者都会被老校长朱宪彝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所震撼：被誉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的朱宪彝担任天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院长33年之久，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祖国医学教育，在75岁高龄时仍带领科研人员奔赴12个省份40个县市实地考察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1984年12月25日上午，朱宪彝教授正在家中伏案工作时，心脏病猝发，来不及抢救，便永辞人间。其实，此前他已病了一个多月，大家都劝他早日住院治疗，可他一再推辞：“医院连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作为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朱宪彝生前留下“四献”遗嘱：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珍藏图书和他的10万多张读书卡片；献出自己的一座私人住宅楼，供学校使用；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解剖课教学。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世俗观念，来到天津医科大学立下遗嘱，志愿在百年之后将遗体捐给医学解剖教学使用。在收集整理遗体捐献者的遗嘱的过程中，学校教务处的老师们深切体会到：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学校立德树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于是，他们专门辟出一间教室，将这些遗嘱不做任何修饰和润色，制作成展牌，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一张张泛黄的甚至字迹模糊的遗书背后，矗立着数百个高尚的灵魂。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但都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揭示出对生命真谛最透彻的理解，都以自己最后的奉献表达着对祖国医学教育事业最无私的支持。“站在这里，就会被一种高尚的力量所吸引、所震撼。”——这是无数参观者发自心底的共同感受。生命意义展室创建17年来，累计接待国内外参观者数万人次，影响甚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育人与教化功能，天津医科大学于2014年9月将此展室迁址扩建成开放式展厅。就是在这里，学校党委书记姚智教授每年给入学新生开讲“第一堂课”：他深情回忆起35年前，自己参加开学典礼时聆听朱宪彝老校长谆谆教诲的情景。“‘医生的奋斗目标是让自己失业’——这一振聋发聩的警句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它昭示了医生这一特殊职业的人文情怀……”姚智说，每一个由此经过的老师和同学都应该认真感悟、用心聆听，并努力内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作为医学生，面对以逝者之躯启迪在生之人的这些捐献者，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尊重生命。在面对人生困惑的时刻、在探寻生命意义的时刻，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与这些圣洁的灵魂对话。”

2、故事：那些生命绝响

    在天津医科大学生命意义教育基地，每一位参观者都会感受到“静默如雷”这4个字的含义。

    2012年，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副教授姚进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两立遗书志愿捐献角膜和遗体。他在遗书中写道：“本人自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从事眼科视光学的教学工作，深知光明对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我自愿在身后将角膜捐献给眼科中心，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们，为社会作点贡献。”弥留之际，姚进说：“捐献角膜和遗体，是我最后的愿望……”他再次留下墨迹：“在生命走到尽头时，我自愿将遗体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渴望能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尽一点力量！”最终，他以身体为礼物为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他的角膜也帮助4名患者重见光明。

    2017年，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78级校友李唯思同学以遗体捐献者的身份回归母校。71岁的李唯思因罹患脑神经元疾病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吞咽等身体机能逐渐丧失，在与病魔抗争7年后不幸辞世。回归母校将遗体奉献给医学进步事业是他生前夙愿。他说：“与其将这皮囊交于烈火灼烧回归尘土，不如贡献于医学研究，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建立在解剖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在深秋的薄雾里，众多在校学生手捧菊花迎接学长重返母校，横幅上写着“李唯思同学，母校迎接你回家”。那曾经在校门口挥手离开的身影，今天以如此特殊的方式永远地归来。

    2018年的清明节，生命意义展厅迎来了一位耄耋老者。张鸿钧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展厅里妻子高恒龄的照片轻轻吟诵起那首思念的诗“天人两隔觅无处，回眸枕旁涌秀容……”88岁的张鸿钧老人与妻子高恒龄同为小学教师，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多年前，老两口就萌生了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想法。张鸿钧在回忆录《我和妻子的故事》一书中曾记述：“我和爱人曾想把骨灰撒向大海，让我们的灵魂随着波涛游遍世界；又想过树葬，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一棵树苗，见证它成长为参天大树。最终，我们决定将遗体捐献，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生命意义展厅是他与妻子最后分别的地方，张鸿钧说：“当我去世时，这里就是我跟妻子相聚的地方。”

    在生命意义展厅中，还有一位健在的天津普通市民写下的遗嘱。他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志愿小组”创建者赵永华。他与妻子孙秀兰是天津市第一对申请遗体与角膜双捐的志愿者夫妻。迄今，他们义务帮助1300多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义务抚养过10多名老人，并为7位老人送终。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用感人的晚年生活经历诠释着：怎样的生活更有价值！

    一篇篇遗嘱，或只言片语或洋洋洒洒：“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碑文！生劳死息，生寄死归！临终，我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也算是给祖国母亲一点儿补偿。”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褪去身份的不同、职业的差异、年龄的跨度，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遗体捐献志愿者”。这个名字昭示着他们对生命意义的全新领悟。

3、绵延：青春接力生命

    近年来，生命意义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天津医科大学“立德树人”的有效载体，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起生命意义教育、医学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为骨架的校园文化体系。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志愿服务的高校之一，天津医大志愿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城市乡村，帮孤助残、医疗咨询、健康宣教、康复指导、义务家教、临终关怀……数百个服务基地相继建立。如今，全校师生和医务工作者人人都是注册志愿者，人均服务时间累计100小时以上。该校青年志愿者代表张嘉懿说：“无论是捐献造血干细胞还是成为助力健康城市发展志愿者的一员，天医学子都立志发挥医学专业特色，用奉献的青春为健康中国增添一份光彩。”

    天津医科大学还是天津市首家倡导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高校。迄今学校已连续十余年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17次集中采样，6200余人采血入库。28位同学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占天津市整体捐献比例的12.44%以上，达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在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同学中，有同班同宿舍的捐献“姐妹花”，有为了成功捐献而拼命增肥十几斤的爱美女孩，有“不能错过行善机会”的研究生，有“以最美爱情共同信守承诺”的毕业生夫妇，还有“为中马友谊贡献力量”的马来西亚籍留学生……他们共同构筑的生命接力使这所校园的生命教育愈加光彩四射，他们也用青春热血标记了“医生”这个职业应有的情感厚度。

    天津医科大学在生命意义教育方面的成功探索，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这样评价：“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死有重于泰山，在这里又有了新的含义。”台湾学者师哲雄则写下“无语良师，感恩至深”8个字来表达内心的强烈震撼。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在生命意义教育基地参观后写下诗句“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本报记者 陈建强 刘茜 本报通讯员 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