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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四十年前，我曾陪同著名作家黄宗英女士从上海赶赴数千公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采访常书鸿先生。四十年后，回忆起那段往事，我至今夜不能寐。常老，在千里的戈壁沙滩上，默默守护和研究着敦煌石窟艺术，为了祖国的艺术宝藏，他舍弃了优厚的生活，甚至舍弃了家庭和婚姻，独守荒漠，一待就是几十年。
从年轻帅气的小伙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常老并无怨言，他甚至常常还会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好，没能把敦煌的宝物完全保护好，发掘好。正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高尚长者始终让我难以忘怀。他就像敦煌艺术一样，永远屹立在茫茫戈壁，永不颓败。
启程
1979年，黄宗英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报了一个写作计划，准备去拜访远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先生。那一年，黄宗英56岁。
“文革”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集中了一批无所归属的老作家。除黄宗英外，还有菡子、哈华、王西彦、茹志鹃、赵自等。他们都是原来作家协会的人，作家协会解散了，没地方去，就安排到了出版社。那一年，我23岁，刚进出版社，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平时，他们也不是每天都来，只是有事才会露面。
黄宗英的写作计划得到了出版社的关注，很快就批了下来。由于敦煌距离上海遥远，而且大家对那边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慎重起见，出版社安排我陪着黄宗英一起远赴敦煌，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还可以多个人救急。
临行前，黄宗英的丈夫、著名演员赵丹专门为常老写了一幅字——“不服老”，草书。那时候的赵丹已经可以回家了，也没什么事，就专心画国画，牡丹山水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懂，无法评判，但感觉他画得很不错。
从上海去敦煌，要先坐飞机飞到兰州，然后换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在甘肃的最后一站柳园下车，那里已经离敦煌很近了，300公里。我们走之前，给常老打过了电话，他知道了我们的行程。
要出发了。黄宗英叫家里的老阿姨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新鲜蔬菜，用很厚的塑料袋装了起来。她说，敦煌那地方吃不到新鲜蔬菜，所以要带去。
从兰州上了火车之后，听说乘客里来了黄宗英，列车员们都挤过来看热闹。因为是上海铁路局的车，列车员也都是上海人，因此，多少都听说过黄宗英。当时，黄宗英着急要把那袋子蔬菜安置好，因为我们从上海出发时已是大热天，尽管兰州没有上海那么热，但要是继续这么捂着，恐怕菜非坏了不可。幸好，列车上有冰柜，赶紧放了进去，这下我们也就安心了。
兰州距离柳园还有1000多公里，火车很慢，开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傍晚才到。从火车上下来，柳园漫天飞雪。
想想上海的酷热，转眼就到了寒冬，恍如隔世。
常老亲自坐车来柳园接我们。车是那种绿色的北京吉普。常老说，冻坏了吧？
常老叫黄宗英“小妹”。
相遇
第一次见到常老，觉得他是一位很憨厚、很和气的老人，身材魁梧，不像是江浙人。但他讲的是浙江话，口齿不大清楚，听起来有点费劲。不过，在这茫茫戈壁上，突然能听到吴侬软语，也是让我倍感兴奋。
车子在戈壁滩上飞奔起来。
接站的人带来了绿色的军大衣，要我们赶紧穿上，不然容易着凉。其实，所谓的路根本不像样，坎坎坷坷，汽车一路颠簸。终于远远望去，一座高大的沙土山上，有着无数的洞窟，还有着与山一样高的宝塔一般的门楼。
这就是莫高窟了吧，我想。
汽车又开近了点，看到进洞窟前有一个门楼，牌匾上题写的是“三危揽胜”四个字，好像是郭沫若先生题的。
当晚，我们在莫高窟前的招待所住下了。
莫高窟的夜静得出奇。
次日，我们先去了常老的家，见到了他的夫人李承仙。去之前，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李承仙是常老的第二位夫人。原先的夫人，即从法国跟着常老一起回来的陈芝秀，因为忍受不了戈壁滩的寂寞与枯燥，逃离了莫高窟。后来，常老在重庆去莫高窟学习临摹壁画的女学生中认识了李承仙，并与之结为夫妻。
黄宗英当场拿出了赵丹的题词“不服老”送给常老，常老激动地举起酒杯说：“阿丹，写得好！”
随后几天，我们跟随常老一同参观莫高窟。常老边走边讲，能有他这样一位大艺术家为我们“服务”，真是莫大的荣耀。在这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常老名闻遐迩，但他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经常一边讲解一边和黄宗英开着玩笑。
莫高窟的夜晚来得特别晚，时钟几乎已经指向了十点，但太阳还没有落山。这里与东海边上的上海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时区。与我们一起坐飞机来莫高窟的还有一批日本人，几天以后，我们竟然在莫高窟又相遇了，再次谋面，我们彼此都惊呼起来。后来，他们发现我们与常老那么熟络，才知道我们也是为莫高窟而来的，并非旅游者。
尤其是，这群日本人见到常老，无不毕恭毕敬。经过翻译的介绍，才知道他们来自京都大学，其中有好几位都是敦煌学的研究者。他们对常书鸿的名字简直是如雷贯耳，充满了敬仰与尊重，希望能与常老好好座谈一次。这个请求，他们当面不好意思说，就找到了我，拜托我向常老转达这个意愿。
我转达到了，常老同意。
飞机上还有两位香港女孩，他们倒是真正的旅游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眼见那么多千年遗存，心情无比激动。两个女孩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像我这样的上海青年，所以也很好奇，经常与我一起寒暄。
当时，日本NHK电视台也派出了一个《丝绸之路》摄制组，来莫高窟取景。他们要在这里拍摄一部长篇的纪录影片，希望能采访常书鸿，要老人出镜。
黄宗英从上海带来的新鲜蔬菜当天就拿出来交给了李承仙。大家看到难得一见的蔬菜，高兴得都叫了起来。当晚，我们在常老家里吃了饭，那真是难忘的一餐。
黄宗英告诉我，采访要仔细，因为常老的经历实在复杂，经多见广，如果搞不清楚，会出笑话的。在黄宗英之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也写过常书鸿，《祁连山下》发表后，非常震撼。
我们就与常老商议采访之事。常老说，可以的，不急。
转移
敦煌地处沙漠深处，空气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阳底下，身上会感到非常热，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阳底下，顿时很凉爽。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空气干燥，传热能力很差，阴凉地与阳光下，好像不是同一个季节。
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纪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员，他们每天都会端个小板凳，进入洞窟。在那里具体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专门去临摹壁画的，也是端个板凳，一进去就是一天。他们的画，笔法很细，都是那种线条画，但是，色彩很鲜艳，画好了，还要把本来鲜艳的颜色做暗，这是为了与壁画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无人烟，因此，整个莫高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人来破坏，管理自然而松懈。
常老带我们去看了一处藏经洞，也就是石窟边上的一间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据说，这个洞是常老来到敦煌后才被他发现的，从里面取出来一批佛经的手抄卷，价值很高。
到了中午，研究人员就会回家吃饭，有点像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无论男女，脑袋上都捂个毛巾，为的是不被日头晒着。其实，回家也没有几步路，他们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带个小院子，和农村基本没什么两样。
常老的家也是这样，只不过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书籍以及画册，显得十分洋气。
我们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开始刮起大风，飞沙漫天，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常老要我们赶紧躲进屋里去，不要出来，关紧门窗。而那个日本摄制组的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声嚷嚷着：“就等这一天了！”说完扛起摄像机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飞舞的沙尘中。
我赶紧让黄宗英进屋，自己随后检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关严实了，这时候才发现窗子是双层的。原来，这里早有对付这种异常天气的办法。
我把自己屋里的窗帘也拉了起来，然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与外界隔绝，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受风沙的侵扰了。躺在被窝里，耳畔是呼啸的狂风，那风声简直就如同狼嚎一般，异常恐怖，一阵高过一阵，把招待所的门窗撞得叮咚直响。
我在这恐怖的声音中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起来才发现，其实门窗根本不够严实，沙尘全部顺着门缝钻了进来。被子上有着厚厚一层沙尘，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风沙已经停了，蓝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现在眼前。
我赶紧去看黄宗英。她也已经起来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话说，吹得来一塌糊涂。
常老说，根据天气预报，这几天还会有更大的风沙来袭，为了不影响采访，准备把我们转移到敦煌县城内的国际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们一起去，那里的条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饭之后，我们就坐车去了敦煌县城。
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没有什么城镇的样子。我们来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机说，这就是国际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这。于是，帮着我们把行李搬了进去。
虽说还是平房，但条件已经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饭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几净，坐得也宽敞。大圆桌上吃饭，端上来稀饭馒头，还有榨菜。服务员端着一盘炒鸡蛋上来，黄澄澄的，看得让人嘴馋。结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鸡蛋是甜的呀？我们问。服务员却说，这是县长吩咐专门为你们做的。县长说了，上海人爱吃甜的。
常老也随我们一起搬进旅社，和我同住一室。
告别
采访开始了。
为了能把采访内容完整记录下来，我们向旅社借来了录音机，那种转盘式的，这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设备了。录音带是一盘一盘的紫红色带，录音时需要把磁带绕在磁头上，随着常老的话语，磁带开始转了起来。
无论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但对于常老的经历来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是无法全部听明白。在常老的讲话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人名，如张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张大千、向达、马步芳、冼星海、聂耳、林徽因、梁思成等。
我只负责为常老和黄宗英的对话采访录音，同时也是他俩唯一的听众，尽管很多内容对于我当时那个年纪来讲，根本无法听懂。
我觉得，常老所谈的经历就像一个从远古过来的人一样，很多事情是我只在书上看到过或接触过的，但常老居然是亲历者，甚至连冼星海这样的大音乐家他都熟悉。
在采访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们在兰州举办敦煌临摹壁画展，结果来了一位美国女士，在仔细观看展览后，她找到工作人员询问，这些画都是谁画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常老，常老告诉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常沙娜画的。
随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边，这位美国女士看到常沙娜还那么小，就问，她现在住在敦煌吗？她读书怎么办？常老把女儿在敦煌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那位女士说，我在中国还有一年的教书时间，一年以后，我会再来敦煌，想把常沙娜带到美国去读书。
一年之后，这位美国女士没有食言，又来到敦煌，她为常沙娜办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续。常老没有想到她会那么认真，就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异乡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随她去了美国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后来，她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年，也是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
这样的采访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饭过后，常老就开始讲述，黄宗英用上海话打趣说：“侬好交代问题了。”常老哈哈笑着说：“好额，我交代。”
黄宗英也是浙江温州人，与常老是浙江老乡，他们同时又都会说上海话，因此，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常老的口齿实在有些模糊，有好几次都被黄宗英打断：“侬‘刚’糊涂了。重新‘刚’。（‘刚’即上海话重新‘讲’的意思）”常老乐呵呵地说：“好额好额，我交代。”
常老与我同住一屋，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可他很随和，经常和我说笑。我当时并不知道常老的年纪，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他已经75岁了。
虽是浙江人，常老却是满族，或许祖上还是蒙古族也说不定，因为常老的身躯明显不是江浙一带的人种，可以用高大威猛来形容。
常老的嘴唇很厚，说起话来就阻挡了口音，因此显得口齿不清。他的语言保持了浙江话原有的调子，如果不是江浙一带的人，很难听懂。常老说我上海话讲得好。其实，我的上海话很差，因为父母都是北方人，从小又都生活在部队大院，根本没有人说上海话。所以，我直到现在都不是经常说上海话。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常老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会在屋子里用冷水擦澡，虽说不是寒冬腊月，但敦煌这地方的冷水简直跟冰水没有什么区别，用这样温度的水擦身，没有好体魄是难以支撑的。
常老说，他几十年来都如此。
我渐渐明白，常老之所以能在这个寂寞枯燥的戈壁滩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没有一点本事和信仰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下来的呀！
有一天，常老说，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常老没说。
那天中午睡了个午觉，一直快到三点，才有人来叫我们。我心里想，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发呀？
我们总共两辆车。在戈壁滩上，单独的汽车是不敢出行的，必须是两辆车以上才能够上路，因为茫茫戈壁，万一汽车有个什么闪失，根本无人可求。
汽车奔驰着。从车窗向外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路笔直，一直升到天边。天空中没有什么云彩，碧蓝碧蓝的。常老和我说，我们要去看的是阳关道和独木桥。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到了独木桥和阳关道，其实只是戈壁滩上的景色，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独木桥和阳关道，倒是见到了几幢高大的烽火台，据说那是古人专门用来传递信息的，几百公里都能一眼望见。
我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
在敦煌的采访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对这个刚刚熟悉起来的环境有点眷恋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常老，离开这样的一位老人，我心里绝对不舍。我也不知道老人还将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内心的希望又是什么？
告别常老的时间终于来临了。我们和常老告别，常老及夫人站在带有暮色的晚霞中向我们挥手。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来，重新看到常老和千佛洞。
学人小传
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中国画家，敦煌学专家。1927年6月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1936年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1943年3月到达敦煌。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在常书鸿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京逝世。依照遗嘱，其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作者：魏心宏，1954年12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杂志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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