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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07日 星期四

    邬沧萍教授:“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作者:本报记者 任欢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07日 02版)

        资料照片

        【新春访名家】    

        邬沧萍先生今年已经97岁了,如今见到他,和一年前记者拜访时没什么两样: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身蓝色的唐装,显得更加神清气爽。

        “邬老,您现在越来越时尚了。”记者说。

        “我也要多和社会接轨呀。没有一种乐观的、开朗的心态,怎么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作贡献。”邬沧萍说。

        时刻不忘奉献社会的情愫,萦绕在邬沧萍的心头数十年。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东番禺。1948年,他赴美国纽约大学攻读MBA。当时,世界上研究国民收入的课题很热,他和一批中国学者、留学生踊跃参加,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即便拿1936年这个旧中国最好的年景做例子,当年4.75亿中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36美元,不到美国的七十分之一。

        “这一结果让我真正认识到旧中国贫穷到什么程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有多么大。”邬沧萍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给我们海外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我打定主意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但考虑到自身的专业学识结构,他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并于1951年归国。

        “当时我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中国能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有信心,走一条非常光明的大道。”邬沧萍说。

        归国后的邬沧萍很快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他一边任教,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像人生中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使他立身处世和研究学问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获得了很大提高,也为后来研究人口学和老年学指明了方向。

        1953年,邬沧萍参加了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4年,全国公布的普查数据达到了6亿人。1974年,有关部门决定成立人口研究机构,邬沧萍全身心投入进来。他说,我虽然50多岁了,但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1979年,邬沧萍和刘铮、林富德三人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我国关于人口问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邬沧萍深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应将重点放在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种准备工作上,包括舆论、理论、人才、立法、制度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国家、政府、社会责无旁贷,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也应力所能及地提供智力支持。邬沧萍说:“在我的提议和倡导下,我国成立了老年学学会,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专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质变。”

        开设一门新学科,难度可想而知。但邬沧萍没有退却,坚持探求当代老年学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87年,我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的《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一文,被当时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看到了。他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对中国做了件大好事,所有中国老年人都会受益。他在信中同我讨论,在社会主义中国,老年人应能比西方国家的老年人更幸福。钱老的这封亲笔信,对我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启发,我认识到研究这门学科,既要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也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邬沧萍说。

        臧克家昔日有诗云:“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如今的邬沧萍,正在撰写老年价值论方面的书籍,为此,他每天坚持花数个小时在读书写作上,眼睛花了,他便用起了放大镜,打字累了,他又把家里的保姆培养成了打字员,他负责口述,多的时候,一天成文上万字。他说,现在社会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发展进步,老年人也要继续学习,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避免与社会脱节、疏离,“我始终认为,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我们老年人一定可以发挥余热,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老有所为,这就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如何做到这一点?邬沧萍把自己当成了例子:“每天我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在户外锻炼身体,冬天天气太冷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反复走动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发现,和很多上了年纪的女同胞喜欢跳广场舞不同,很多岁数大的男同胞往往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养老的。养老问题要想解决,不仅需要政府、子女、社会组织等出工出力,我们老年人自己也要保持乐观的、开朗的心态,要多和社会接触,进行‘再社会化’,培养我们老年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报记者 任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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