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还是精神

    1919年，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生造出“包豪斯”（Bauhaus）一词。它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倒置而成，从词源学的角度将“建筑”形成的过程表述出来，即建造技艺与建造过程中的审美趣味相结合。由此，建筑本身的客观要求与人的主观需求得以统一。包豪斯学校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校，它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倡导的科学性设计学科教育体系、艺术追求与工业标准化结合、人在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独特作用与价值等，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设计审美与工业化生产。包豪斯学校所引领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方法改革和学派的成立，它更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建构。

    就起源来看，包豪斯基于人们对世界大战的理解而开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资本大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列强剥削和压迫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局面愈演愈烈，人们需要时间去了解战争，反思战争结束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人们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1923年，德国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在为首届包豪斯大展撰写的宣言中，将包豪斯精神定义为人在感知到时代的巨大压力下，通过技术的物质性来实现内心平和的不懈追求。在他看来，技术的无节制发展必然会导致打破和平的生活状态，而这些都需要以艺术的追求来抗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包豪斯的精神就象征着艺术的精神，它是人被抛入现代社会惊涛巨浪中得以维持自身的一块漂木。在此时代背景下，1927年在德国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举办的建筑展上，魏森霍夫住宅区（Weissenhofsiedlung）引起广泛关注。它由21栋建筑组成，既有包豪斯学派所标榜的标准化区间将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做出的合理化区隔，又以恰当的距离缩短了邻里之间的物理界限，呼唤着一种私密性与公共性合理并存的，适合现代人生活需求的新型空间。

    包豪斯及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崇尚民主、平等，致力于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功能的最大化，满足更广泛人民的需求，这在新中国这片亟须满足自身发展的土壤上得以快速着陆。20世纪50年代，同济大学的文远楼堪称中国现代建筑上的一座丰碑。这座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坐落于学校东北部的花园绿地之间，虽外表朴实无华，但却是中国第一栋现代主义建筑，可谓国内学习包豪斯风格的经典之作。设计者黄毓麟先生对理性、严谨、内敛的现代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赋予了这座建筑流畅的外形和有力的立面。同时，合理的分区使得布局合理，使建筑功能得以有效的发挥。建国初期各种建材的供应尚未达到丰沛，文远楼在设计之初就很注意节省用料，巧妙地利用工程学原理来取代材料堆砌，丝毫没有影响到建筑质量，后期的使用也证明了它的牢固性和耐用性。包豪斯风格的恰当运用，带来了从建筑理念到具体空间分配的现代转型，甚至在构件、细节的处理上都以充分的合理性满足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空间需求。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设计更加与世界接轨，包豪斯学派所推崇的教育理念、设计原则等逐渐进入到中国设计学科发展和具体规划的各个方面。随着对包豪斯理解的不断深入，经典的“三大构成”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知识体系，将中国传统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并对这一学科做出了科学的门类划分。在此基础上融合民间工艺中口耳相传的各种具体制作技术，有利于学员教育和精准化操作，推动了中国设计学科的体系化进程。

    然而对于包豪斯学派所倡导的标准化、制度化过度推崇，也带来具体设计实践中缺少人情化思考等问题。急切地挪用包豪斯学派标准化、批量化等概念到实际操作中，使得“包豪斯”一词几乎等同于“实用主义”，而包豪斯精神所代表的致力于探寻更加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却受到忽视。如何用艺术的追求来守护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的尊严，成为包豪斯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否能够以包豪斯那种先锋性的态度去解读时代所呼唤的空间需求，而非遵循资本市场逻辑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成为百年包豪斯留给我们新的问题。

    包豪斯与“实用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在形成国际主义风格的同时仍旧包含了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蕴含着对既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它是一种主动的建构精神，强调在对立元素、多重关系中找寻恰当的平衡。在中国当下的城市空间设计和规划中，包豪斯精神的这些特性可以促使我们用更加复杂的方式去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合适的设计布局和空间尺度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因此，提炼出更加复杂的、具有人情味的设计思维来应对未来的需求，这也许是包豪斯精神所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作者：王姮，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