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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一部《啥是佩奇》短视频爆红网络，视频中爷爷为了让孙子开心，四处求教，最终用鼓风机制作了一个“硬核版”的佩奇。这种充满代沟却温情无限的独特礼物，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1月18日，本版通过@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和光明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来自长辈的独特礼物”故事征集活动，吸引众多网友参与。今天，我们从中选取8位，倾听他们和长辈之间关于礼物的暖心故事。
父亲为我点亮的灯塔
1987年7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席卷了黄海海域，翻腾的巨浪将开山岛与世界隔开了。这一天，母亲在这个小岛的营房里生下了我，接生人是我的父亲。从此，浪尖上的这个黄海前哨多了一个“小哨兵”。
在岛上度过的时光里，饥饿、寒冷、潮湿是我童年时最多的记忆。艰苦的条件，缺衣少食的日子，现在想来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伟岸挺拔的父亲，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父亲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存在。
12岁那年，父亲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他躺在村医务室的病床上叮嘱我：“儿子，爸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你要像男子汉一样，帮着妈妈把家撑起来！”我的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在我质问为什么不送父亲去大医院治疗时，妈妈告诉我：“你爸担心花了钱又治不好，怕我带着你们三个孩子活不下去。”病愈后，父亲又要返回岛上了，我问他：“你又不是真正的军人，为什么还要回去？”父亲笑了，他指着身上的迷彩服说：“可我穿的是军装，岛上的哨位需要人值守！”
往后的日子里，父亲与母亲依旧守在岛上。黑恶势力欲在岛上搞色情与赌博场所，将父亲打得浑身是伤，他仍不屈不挠；为看管维护营房和设施设备，摔断了肋骨与胳膊，他仍继续履职。那时候，我开始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30年时间里，我和父亲聚少离多，他也不像其他父亲一样，重逢时刻总会带来温暖的话语和温馨的礼物。但是，父亲那“有国才有家”的铮铮誓言和爱国奉献的精神，对我来说却是最珍贵的礼物——他用他的一生，为我点亮了一座灯塔，指引我前行。
（作者：王志国，系江苏武警某部参谋、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之子）
记忆中的那盏铁灯笼
上小学时，有一年的寒假作业是：开学交一个灯笼。于我，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父母两地分居，父亲在另一个看起来无边无沿的城市。母亲和我在家，她上班很忙，还要照顾爷爷奶奶。
假期中，我一个人乘上火车去姑姑家。姑姑家在山脚下的一个厂子里，平屋前种了不少的花和菜，这是姑父的耕种。姑父不大爱说话。我在屋子里，他进进出出，拿着工具收拾园子，收拾杂七杂八的器械。姑姑在房间里准备着我最喜欢吃的菜。
不记得怎么就说到了灯笼。“让你姑父做。”我的作业成了姑父的作业。姑父从没做过灯笼，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竹篾子，比画着，自己琢磨着造出一个灯笼。很快，我的作业被他完成了。
我以为“交完卷”就完了。但一天傍晚，姑父竟然又拿来一个铁骨架的大灯笼。见过塑料的、竹条做的，从来没想过铁条也可以做灯笼。
姑姑说，你姑父说你一个人坐火车，挤来挤去，那竹篾子灯笼不结实，容易坏。这铁灯笼不怕挤，顶多就是纸破了，糊个纸就容易多了。
工厂剩料多，大概是姑父一次次看着地上那一堆堆锈铁，突然奇思闪现。下班后，就在车间每天做一点，裁出合适的尺寸，打出合适的弧度……
返校后，老师同学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灯笼，满脸的惊诧。想来，是永久的遗憾，不记得老师是否又把这个作业发给我们，也想不起灯笼最后去哪儿了。
现在，每每看到满街挂上红红的灯笼，心中总暖暖的，总会想起那盏独一无二的铁灯笼。
后来，每逢到姑姑家，铁灯笼就成了永远的话题。后来，听说姑父戴上了助听器。后来，姑父就走了。
（作者：郭维兰，系媒体工作者）
祖母的菜橱
小时候在农村，我总盼着过年，盼着享用一年中最讲究、最丰盛的一顿饭。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每每想起，都让我悲喜交集。
我童年时期家里非常贫困，我的祖母勤俭节约，积攒了一年的钱，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做一桌子好菜。祖母会把烧好的菜放进菜橱锁起来并把钥匙藏好，留着招待客人。我家里有七八口人，大家都喜欢吃肉。尤其是年长我十来岁的七叔和八叔，看到红彤彤的猪头肉，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他俩会在门后窥探祖母藏钥匙的过程，趁祖母外出串门的时候，偷偷拿钥匙开锁，拣几块肉吃。当然，“分赃”时肯定不会忘了我。
祖母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菜橱，发现菜橱有被人动了的痕迹，就会挨个闻我们的嘴吧。轮到七叔和八叔时，他们唇齿留香，证据确凿，免不了挨一顿板子。轮到我时就假装什么都没闻到，不发一语，只是微笑，谁叫我是她的宝贝孙子呢。
祖母和她的宝贝菜橱，想起来虽然心酸，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长大以后才懂得，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于食物，有没有肉吃不是关键，只要全家人能团团圆圆就好了。
（作者：刘杰，系安徽省寿县迎河中学教师）
（本报记者 李婷采访整理）
钢铁刑警的“少女心”
爸爸送我的礼物，看上去或许不够特别，却是童年时光的刻度，标记着一次次想念与团圆。
爸爸是名刑侦出身的警察，身高180多，皮肤黝黑，性格完全就是现在说的“钢铁直男”，严厉是厚厚的外壳，亲子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天早上六点多叫醒我和哥哥去操场跑步，就像《摔跤吧，爸爸》中的场景。
爸爸经常出差，一周不着家是常态。每当我对着电话委屈巴巴地说想爸爸，他就许诺带一个新的“小朋友”——毛绒玩具给我。日子久了，我们形成了默契：每次出差回来，爸爸都会从当地买回一个毛绒玩具送我。多年以后，我的卧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它们承载了我童年无数的想象；它们对应着爸爸的一趟趟远行，在我脑中描摹出一个个陌生城市的印象。
随着年龄增长，我一步步升学、去住校，后来又离家读了大学、找了工作，我们的“惯例”不知不觉也就中断了。直到一次跟爸爸的老同事一起吃饭，一个叔叔笑道：“我们以前出差，忙完了大家要一起去逛逛，你爸可不，一路打听哪儿有卖娃娃的市场。”爸爸在一边听了，憨憨一笑，也不说什么。
他不说，我却忍不住开始想象：在外办完案的爸爸，来不及抖落满身的疲惫，就一头扎进玩具店，一脸严肃地揣摩女儿的喜好，在软绵绵的玩具里反复挑选，选中一款跟自己气质截然不同的、女孩儿气十足的小动物，结账、抱走……
这画风很混搭，却很甜——第一次做一个女孩儿的爸爸后，为了做好这个角色，他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动了多少脑筋呢？
（作者：王佳，系媒体工作者）
30年工龄换来的两万元学费
爸爸曾经知青下乡3年，后来一直在临江林业局木雕厂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2003年，我考上了专科，当时家庭条件不好，学费都是借来的。专科3年，家里一直借借还还才勉强度日。快毕业的时候，我专升本考上了北华大学。我深深记得，得知消息那一晚，爸爸喝了好多酒，眼里有盈盈的泪光。
第二天，爸爸拿回来2万多块钱，告诉我：“玲玲，好好学吧。”我才知道，爸爸毅然决然到单位买断了工作，而那一年爸爸才48岁。我不懂买断工作对爸爸意味着什么，他是用自己将近30年的工龄换我人生的一个跳板，在和命运打一个赌。
2008年，我本科毕业，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生活比较拮据，父母每月总是贴补我几百元。其间，爸爸打过零工，干过水暖，扛过家具，甚至还收过一段废品，吃了不少苦。
2010年，爸爸突发脑血栓和轻微脑梗。通过治疗，病情稳定下来，但是语言神经受到压迫，说话迟钝。一向健壮如牛的爸爸，忽然变得脆弱。我放弃北漂，考回家乡，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得知消息后，爸爸特别高兴。他偷偷把酒倒满，一边喝一边笑，又好似一边哭。
如今，我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生活条件好了很多。现在爸爸最大的爱好就是给我和外孙买好吃的，只要我们说想吃什么，他二话不说，最短的时间把好吃的买回来。
（作者：郭玲，系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闹枝镇中学初中教师）
（本报记者 张云采访整理）
一块特殊的“校牌”
我父亲成为父亲已经快28年了，但父女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屈指可数。父亲是一名军人，驻地时常变动。早年间通信不发达，作为“远程父亲”，如何保持存在感是个技术活。父亲送我的礼物大大小小也不算少，但有一件最“不值钱”的礼物却让我珍藏至今。
那是一张硬质卡片，跟校牌尺寸一样，放在装校牌的卡套里，正面是学生信息，反面就是这张卡片。严格说来，这算不上是礼物，卡片正中明确写着“警示牌”，下面是几个大字——“斌艺，懒惰是人生最大的敌人。”
我生性活泼贪玩，进入初中这一学习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严父管教，时常是满世界撒欢。“送你一块警示牌挂脖子上，看你还好不好意思懒，什么时候改正什么时候摘牌。”父亲这番话为我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懒妞标签，从此我就天天带着父亲为我量身定制的特殊校牌。同学见了这块警示牌，都打趣地笑我，但我一看见牌子，就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关心着我的父亲，心里美滋滋的。
父亲从贫苦农家考上大学，扎根部队，数十年如一日努力工作，榜样的感染力带来的自豪感成为我二十多年来最好的陪伴。正是这些奋斗的经历，让父亲清楚地明白，人万万懒惰不得。现在的他，依然时常对我说，千万不能因为条件的改善而不去努力，懒惰而不知奋斗依然是我需要去战胜的敌人。
胸前那块特殊的“校牌”早已换成了普通的工牌，但父亲那句话将伴随我这一生。
（作者：赵斌艺，系媒体工作者）
一把贝壳梳的温热
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把贝壳梳，是爷爷给我的礼物。
那是一个秋天，我和爷爷去哥哥工作地青岛旅游。这也是我第一次和爷爷一起出门旅游。
逛了大半天，从海洋馆往回走，已是傍晚。在兜售旅游纪念品的地摊前，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只贝壳做的梳子，乳白色的梳身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纹，小小的一只特别讨人喜欢，询价得知这把梳子要35元。看着正在和另一个摊主交谈的爷爷，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种小东西也不是非买不可，便放下梳子跟爷爷一起空着手离开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爷爷就起身了。
起床后，我惊奇地发现，那只贝壳梳子和早餐一起摆放在客厅的桌面上。我欣喜地跑向坐在沙发上歇息的爷爷，问他怎么回事。爷爷说：“昨晚我想了想，觉得你喜欢的这把梳子只在海滨城市才有卖，回到家乡很难买到，今早就顺手把它买回来了。”
“顺手”听起来很轻松，后来我知道，这把梳子并不好买。爷爷先是来到之前我们路过的摊位，发现摊主早上没有出摊，就在附近的商铺一家一家转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类似的贝壳梳。他悻悻然往回走的路上，偶然碰到一位刚刚出摊的小贩，这才买到我手里的梳子。
那天晌午，我用这把梳子梳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马尾。
（作者：王美莹，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本报记者 蒋新军采访整理）
父亲的三个礼物
父亲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张贺卡。那天是我12岁生日，一醒来就看见床头放着一张贺卡，打开合页，响起了生日快乐歌。当时我垂头丧气，特别失落。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获礼物，我多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收到一个“像样”的礼物，比如积木、汽车模型，但没有。
父亲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一把长七八厘米的银质小刀。当时我上初中，正在写作业，父亲走进我房间，随手扔给我一把小刀，说“拿给你玩玩吧”，就转身走了。他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么突兀。
父亲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是钱。从12岁懂事起，我明白父母很艰难，就再没有问家里要过零花钱。但大学期间，每次寒暑假回家，父亲都会找个理由给我塞钱，他会一边塞一边嘟囔：“你出去走怎么都不带钱？”
人说父爱如山，我父亲的确是一座无言的山。他不擅长把担心或关爱表达出来。他想我了，也从不直接跟我说，而是通过我妈做中间人问问我的情况。
那张生日贺卡早已经不响了，我一直保留着，夹在书柜最深处。那把银质小刀我穿了一根线挂在脖子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戴着，陪着我走过整个青春，现在它已经氧化、褪色，但在脑海中却更加清晰。
（作者：廖国粮，系公益工作者）
（本报记者 唐一歌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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