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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30日 星期三

    从另一种视角阅读浙江

    ——读《浙江古寺寻迹》

    作者:严红枫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30日 16版)

        收到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学焕的新著《浙江古寺寻迹》,我既十分惊喜,又万分感慨!

        惊喜是因为自2002年以来,郭学焕先生已经相继出版了《郭学焕诗书篆刻选》《郭学焕诗选》《岁月金兰》《饮马衢江》《驰骋浙江》《求学路上》《孔子后裔在浙江》等。现在,这本历时四年、让郭学焕倾注了心血的《浙江古寺寻迹》又出版了。

        感动、感慨是因为作为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的郭学焕,从小爱好文学、书法篆刻,不但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20多年前,他还担任过浙江省衢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

        十多年前,离任后的郭学焕也曾经有参加一些协会、当个什么顾问、挂个什么头衔的机会和活法,但他选择只做那些自己有兴趣、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潜心研究起中国的历史文化,浙江的历史文化。

        归于平淡,于平凡中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有定力、勇气和智慧。这正是更让我感动、感慨的原因所在。

        其实,这种选择,在27年前,郭学焕就已经做出了。20世纪90年代初,当一些著名城市竞争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时,衢州并不被看好。但是,1992年,衢州成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两年后,又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重点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年古郡衢州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衢州不但有孔氏南宗家庙,而且有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祥楷。

        这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27年前,从沈阳黄金学院邀请孔子75代嫡系长孙、最后一任孔氏南宗奉祀官的孔祥楷回到故乡管理家庙事务。这背后重要的推手,就是当年主政衢州的郭学焕。自此,衢州既有孔氏家庙,又有孔氏宗子传人。

        20年后,他离开政坛,潜心追访历史,撰写了《孔子后裔在浙江》一书,向世人揭示了衢州为什么会有孔氏家庙,孔子嫡系长孙怎么会在衢州的谜底。

        “郭书记,继《孔子后裔在浙江》,这次,您怎么又想到写这么一本冷门书的?”(因为衢州是我的老家,我一直这么称呼他)面对我的提问,郭学焕反问我:“‘古寺’这两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

        “是‘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诗画意象吧?”郭学焕说:“其实,‘古寺’,不仅特指佛教历史意义上的‘古老寺院’,同时也是一种深植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意象’,并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普遍影响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景观’。因此,‘古寺’也是一种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现象’”。

        郭先生虽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但是我已经找到答案:这源自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想通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向我们展开一幅浙江寺院文化的长卷。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便与华夏文化相交融。佛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佛教寺院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佛教寺院创建越来越普遍。佛教寺院中的殿堂、佛塔等建筑,铭刻、雕塑、绘画、书法、楹联、诗词等艺术作品,皆反映了佛教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浙江佛教的沿革过程中,古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中国佛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浙江佛教的沿革过程中,古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值得记写。”郭学焕说:“同时,记写浙江佛教古寺也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能为建设文化浙江、促进浙江旅游事业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2013年,在完成了《孔子后裔在浙江》的撰写后,郭学焕便开始着手撰写《浙江古寺寻迹》,介绍浙江佛教文化。

        浙江古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撰写时,郭学焕要求自己,一是要尊重史实,如实记写。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件事,他会查找几处史料,以互相印证。遇到个别史料上有不同记述,无法确认时,他便把不同之处一并罗列,让读者和历史再作验证。二是一定要到实地寻迹、考察,走访当地、当事人,听取他们的介绍,从中了解情况,寻找史料,现场体悟。

        浙江古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由于他自谦对佛教和佛学的了解、知识不足,因此,撰写时除阅读寺院提供的志书、资料外,他搜集和查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信息,如《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禅宗大词典》等,有时为了撰写一篇文章得阅读数万字的文字资料。

        这本新著博征文献,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就达152种。作者考诸古寺实迹,访谈高贤僧人,对浙江11个地市的古寺文化进行寻迹记述,实现了浙江古寺文化研究的新突破。

        浙江古寺很多,超过千年历史的就有百余座。郭学焕说自己能力有限,不及一一记写。于是,他确定了“两必写、一部分”的原则。

        “两必写”:一是,浙江省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3座和省级佛教重点开放寺院26座必写;二是,涉佛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处,和省文物保护单位35处必写。“一部分”,即部分高僧。在记写古寺的同时,“以寺记僧”,重点记述一部分高僧。历史上,浙江高僧甚众,于是列出了重点记写的四条要求:一是开宗派、创流派的;二是有重大著作、对弘扬佛法有重大贡献的;三是担任过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四是20世纪初及以前的。

        根据上述“两必写、一部分”的基本原则,郭学焕考察古寺名刹、拜访住持寺僧、搜集志书资料,四年里先后跑遍了所有在省域内的全国、省重点寺院,在浙江的江南禅院“五山十刹”,大部分涉佛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如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古寺较多的城市,考察皆达三次以上。而且每访一处尽可能把情况了解清楚,不然,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乐此不疲。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永革为这本书作序时评价说:《浙江古寺寻迹》通过持续四年探寻浙江大地上“古寺文化”,深入文献及实地考察,充分挖掘“浙江古寺”所深蕴的历史积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多维度地呈现“浙江古寺”鲜活的当代景观。这部通古贯今的《浙江古寺寻迹》,既引人探寻浙江寺院的“历史之古”,更让人领略浙江佛教的“文化之厚”。

        《浙江古寺寻迹》被列入浙江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无疑是一本集中记写浙江古寺文化的佳作。走访古寺,搜集、阅读资料,并着手写作,历时四年,郭学焕以其独特的“以寺记僧”“因僧显寺”的写作手法,将古寺与名僧圆满地结合起来,突出了名寺、名僧的历史联结;在五大佛教名山和全国重点寺院的走访考察中,他还将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记录下来。此书图文并茂,夹叙夹议,抒情寄慨,更增进了我们对寺院文化的了解,这使得《浙江古寺寻迹》有益有趣且雅俗共赏。

        (作者:严红枫,系本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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