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成就与价值

    【项目成果】

    在易学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个成就寥寥的时期，学者常以“株守宋儒”一语概括。诚然，如从传统的象数、义理二途而言，元人确实未能突破宋儒藩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朱子易学诞生于南宋后期，正是在元代才走上了全面繁荣与飞跃式发展之路，这也是元代易学有别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兴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著作成书后，随即在南宋广泛刊刻。学者多有传习、探讨其易学者，士人应举时也开始采用其说，《易学启蒙小传》《朱文公易说》等一批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亦应运而生。可以说，研究朱子易学的热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继其后，进一步将其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学，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规定《易》以程朱之说为主，由此给朱子易学增添了浓厚的官方学术色彩，也促进了其传播与发展。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首要成就在于对朱子易学著作的注释和阐发，其中又尤以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影响较大。胡方平师从黄榦弟子董梦程，乃朱学正传。所著《易学启蒙通释》，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学启蒙》之作。其书以胡氏己说结合朱子论《易》文字，并引朱子门人九家之语，对《启蒙》进行疏释，总体以尊朱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础上推衍发展者。胡一桂易学得自家传，所著有《易本义附录纂注》《周易本义启蒙翼传》。约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易本义附录纂注》之初定本纂成，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本义》之作。其书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体”，《本义》原文下，采朱子文集、语录等为“附录”，又采诸家解说及胡氏自注为“纂注”。所采者以程子《易传》与朱子门人之说为主，不用朱子学术对手之说，内容亦多同于朱子。总的来看，也是一部尊朱之作，但已开始显露出重视易象的特点。至大元年（1308），胡一桂对初定本《纂注》进行彻底修订，形成了全新的重定本《纂注》。其书今已不存，但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胡一桂门人董真卿《周易会通》中流传下来。其引录诸家与自作解说的数量，较初定本有极大扩充，内容上多有与朱子不同，甚至明确批评朱子者。同时易象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在取象方法的种类与运用上，均较初定本有长足发展。皇庆二年（1313），胡一桂又著成《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其书的主旨虽仍为维护朱子、辟除异说，但已不再局限于注释朱子易学著作，而是总结朱子主要的易学观点，加以疏释发明。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分别列代之《易》”、“《易》为卜筮之书”、河洛先后天之学等朱子较具代表性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朱子易学思想的宏观继承与发扬。总之，胡氏父子的著作，实现了对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的全面注释，弘扬了朱子易学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其思想由保守到开放、由独尊朱子到唯真是从的转变过程，与重视易象的学术特色。

    除胡氏父子的著作之外，元人研究朱子易学著作的专著还有四部。分别为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和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总的来看，此四家的治学宗旨与价值取向各具特色，而张清子、胡炳文二家之书，又成为明人编纂《周易传义大全》的重要资料来源，影响尤为明显。

    对朱子易学观点的讨论，为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又以朱子的象数之说，最受学者关注。首先，对于朱子《易》必有象、《易》必有图的观点，元人大都认同，并在解《易》过程中，积极引入象数易图的内容。但在如何运用象数方法的问题上，则分成两派。一派立足于朱子“不泥于象”的立场，反对过度纠缠于象数而导致的牵合附会；而另一派则提倡讲明象数，以补充与发挥朱子之说。其次，对于朱子提出的象数学方法，元代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而以卦变法、互体法、大衍数说、揲蓍法等为焦点，多有修正和发展朱子之说。最后，在易图学方面，元人对于朱子主张的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卦变图等图式多有推演、改造，甚至还有旗帜鲜明反对者。这些对朱子象数说的讨论，直接推动了象数易学在元代的蓬勃发展与走向深入。特别是元人对朱子易图的质疑，下启清人全面辨伪易图之风，成为此时期的重要创获。

    与象数之学相比，元人对朱子易学哲学的研究相对落后，但也在太极、阴阳问题上有一些创新。对于太极，元人在朱子的“太极为理”说之外，又提出了太极为道器之枢纽、为心、为气、为理气浑沦等诸多学说。对于阴阳，元人一方面补充阐释了朱子“《易》只是一阴一阳”“无物不是阴阳”之说，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阴阳“长中有消，消中有长”等新观点。这些内容对元代理学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同时，对于朱子的易学史观，元代学者也有一定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易》是否为卜筮之书，卦爻辞作者为何人，经传是否应分别解说，朱子所定十二篇古《易》是否合适，上下经分篇遵循何种原则。这些讨论不仅完善深化了朱子之说，而且对《周易》的性质及其文本形成问题有一定启发。

    此外，元代还有一批学者，从折衷程朱的角度，开展对朱子易学的研究，传世著作有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梁寅《周易参义》、董真卿《周易会通》三部。《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主于择善而从，并非将程朱之说一概收入，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采录，或采程，或采朱，或兼用之，或皆不用而改用别家。《周易参义》主于融会贯通，不再照录程《传》与《本义》原文，而力图将二家之说合而为一，进而实现占筮与义理的结合。《周易会通》致力于对程朱易说的全面收集、合编与注释。其体例亦采用“纂疏体”，《周易》经文下列程《传》、《本义》之“集解”，程朱语录之“附录”，前代诸家之“纂注”。引录者多达一百九十五家，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集解类易学著作。在经传编排方面，《周易会通》采取总体经传合一、每卦下经传分列的方式，有折衷程朱二家《周易》文本之意，为其一大特色。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易会通》以程朱为核心，汇编了大量易学资料，明代《周易传义大全》即在其基础上纂修而成。

    总之，作为易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元代可谓是朱子易学实现其自身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关键时期。明清易学虽有自身特色和发展，但重视朱子的传统始终贯穿其间，此传统正是在元代建立起来。朱子易学在元代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南北各地与各派的学说也不尽相同，但其总体趋向较为一致，即并不拘泥于朱子之说，而是积极地对朱子进行补充、阐发、改造、批判。前人多以为元人仅笃守朱子，无所发明，并不符合其实际情况。其间一方面实现了朱子易学的完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诸多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价值。

    （作者：谢辉，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