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城市语言的使用由单语(言)到多语(言),城市语言生活由单一化到多元化。普通话在城市语言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后,城镇居民普通话使用率与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数据相比又提高了10%至20%。但不同省区的城镇之间仍存在着15%左右的差距。不同城镇之间差距的存在,除与普通话普及政策的落实与实施等因素有关之外,还与城市特征密切相关。城市特征已成为观察城市普通话使用的一个新视角。
依据交际对象与交际场合的不同,普通话使用可分为“内部交际用语”(指受访者与其熟人交谈时使用)与“外部交际用语”(指受访者与陌生人交谈时使用)两类。内部交际涉及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领域,外部交际涉及政府公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和学校教育等领域。依据普通话在两类交际用语中的使用数据,我们从城市特征这一新视角,选择城市的规模特征、地域特征、历史特征和方言特征等四个观察点来观察城市普通话的使用。
1.规模。从外部交际用语看,普通话在超大城市(64.3%)、特大城市(62.6%)、大城市(68.5%)、中等城市(59.9%)和小城市(60.8%)等各类型城市中的使用率都很高,总均值已经达到63.2%,远远超出上世纪末的53.06%,且无明显的类型差异,充分反映出普通话的高普及率。
从内部交际用语看,普通话的使用率总体上还是不够高。除特大城市(30.7%)外,城市规模与普通话使用存在着正相关:超大城市(41.6%)>大城市(38.1%)>中等城市(31.9%)>小城市(22.5%)。
因此,从规模特征观察,城市普通话普及既要关注中小城市,又要关注普通话在内部交际用语中的使用。
2.地域。从外部交际用语看,东部城市(65.2%)、中部城市(73.4%)和西部城市(51.9%)普通话的使用率也都很高,但也呈现差异性:中部城市最高,东部城市处于中间,西部城市偏低。从内部交际用语看,中部城市(40.1%)与东部城市(36.6%)较为接近,西部城市使用率极低(20.9%)。总之,中东部城市的使用率明显高于西部城市。这表明城市地域特征与普通话使用也存在着相关性。
可见,从地域特征观察,城市普通话普及既要重点关注西部城市,也不能忽视东部城市。
3.历史。从城市历史特征来看,无论是外部交际用语还是内部交际用语,普通话的使用数据均显示:新兴城市(89.8%/82.1%)>历史古城(61.2%/29.2%)。这说明城市历史特征与普通话使用存在着反相关。因此,从历史特征观察,城市普通话普及要重点关注历史城市。
4.方言。城市方言特征是指该城市使用着的方言在语言地位、使用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这里仅以广州话为例。
广州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流动人口年增长率最高值达27.27%,最低值也达11.07%。已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是推动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能直接、快速地促进普通话的推广。但是,我们依据普通话在内外部交际用语中使用数据,将广州(61.7%/25.0%)与不同规模城市(63.2%/33.0%)、不同地域城市(63.5%/32.5%)、粤语城市(80.0%/51.9%)和非粤语城市(72.3%/39.2%)进行比较发现,普通话使用率仅略高于小城市(60.8%/22.5%);作为东部城市,普通话使用率仅稍高于西部城市(51.9%/20.9%)。
一个城市化率极高、流动人口极多,处于东部沿海的城市,为什么普通话的使用率不高?这主要取决于广州话的强势语言地位。广州话为本地区的共同语,属于高层语言;广州市民仍然偏爱粤方言。语言地位决定了语言态度,语言态度又强化了语言地位。两者的共同作用稳定着广州话的使用率,影响着普通话的使用率。另外,广州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但他们主要集中于近郊区、城市外围和城中村,处于边缘化地位。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广州流动人口中仅有21%的人与本地人交往,72%的人与外地人交往,自然也就难以对广州的语言使用产生影响。
这一实例说明城市方言地位与普通话使用存在着反相关,即城市方言地位升高,普通话使用率就会降低。因此,从方言特征观察,城市普通话普及要重点关注城市方言具有强势语言地位的城市。
综上,我们发现,城市要普及普通话必须要关注中小城市,关注西部城市,关注历史城市,关注城市方言具有强势语言地位的城市;既要关注普通话在外部交际用语中的使用,也要关注普通话在内部交际用语中的使用;依据不同特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普及策略,做到一类型一策略,一城市一策略。
(作者:郭骏,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