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自己的字体

    【著书者说】

    大约是九岁到十二三岁时，父亲教我临帖习字，我一拿起笔来，父亲就站在一旁，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笔未竖正。所以在那种紧张情况之下，我的字从小就写不好。

    1938年秋，武汉沦陷，十六七岁的我离开家乡和父亲，直至2011年，我年届九旬，70余年之久，除了应邀为某些报纸杂志题字外，极少有机会拿起过毛笔，先前是用钢笔，近几十年来都是用圆珠笔，一支破旧毛笔老是塞在抽屉的杂物堆里，书房里已很难找到一张用毛笔写字的纸张。

    大约从91岁起，我开始有精力不济之感，脑子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却还是连绵不断，但要想写成一篇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那真是只有“力不从心”四个字最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终日，突发奇想：练练毛笔字吧。奇怪，手有些发颤，字却还显得有点功力！于是自我得意了一番。两个儿子看后说：“爸的毛笔字还不错嘛，练吧。”就这样，我又回到童年，习起字来了。没有父亲的严厉管束，我这才体会到了书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时临摹的字帖，主要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文》。这次翻箱倒柜，又找出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本，幸未缺损一字，而且父亲的藏书图章还清晰可见，我视之为传家珍宝。开始一两个月，我真像幼儿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地用心临摹，越写得像，我越觉得好。有一次，我有点感到不耐烦，太不自由，便甩开字帖，随意画了几笔，一看，跃然纸上，生动活泼；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一丝不苟地临摹的字便显得实在太死板。这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的一句话：“习字要讲究神似，不能貌合而神离。”原来我死死板板地临摹，就会犯貌合而神离的毛病。两个儿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开来写，反而更好。”不过我还是牢记一句老话：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创新。学术研究如此，书法亦然。我现在大多不再一笔一画地临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读帖，拿着字帖反复地看，细细体味其笔姿和意态，吸收其神韵，转化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笔来，却根本不看字帖，挥毫自如，达到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写字要写出自己的字体，就像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思想风格一样。书法和文章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

    近三四年来，我写了几十幅条幅，还在客厅里挂了一幅，自我欣赏。有几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居然称赞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练笔。起先都是学一般书法家写四书五经名言或唐诗宋词，有一天我无意中写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没过多久，友人陈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赞赏，认为很有特点，要我给他写一条黑格尔名言的条幅，我不胜惊喜，于是我开始以中国书法写西方名人名言的条幅，另有一两位朋友也赞赏我的这一“创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心想：干脆编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写成书法出版吧。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极力鼓励我，并在生活上照顾我，支持我。就这样完成了这本集子的编写。

    我原来没有想到要给每条名言做注释，是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在看了我的书法原稿后，建议我逐条注释，以扩大读者面，并建议注释的文字内容要体现我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我有感于叶朗先生的高见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这项建议。我选择的中西古典名言共150余条，我深知这项工程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广泛翻阅古籍的繁杂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别是记忆力减退，实在力不从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史家李超杰先生来担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日夜兼程以进，终于完成了这六七万字的注释；他写作时所遵循的“三性”——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见谅。现在我想要说的是，这本书它的意义不在我的书法，我那几个字实在谈不上什么书法，主要的是我选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的名言，选的时候我原来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写的，所以如果有人要挑剔的话，哪些名句选进来了，哪些名句没有选进来，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是随我的兴致。

    叶朗老师说，你的这些选择实际上是代表你个人的哲学思想，你念中国哲学史，念西方哲学史，证明你的看法就在这个选择里面。所以《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夸张一点说，吹捧一下自己，可以说是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要的简言，这等于是我怎么样看待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所以叶朗老师说从这里面看得出张世英先生他个人的思想，我说“你真是我的知己，这是我得意的地方”。我希望，这本书主要是从这里面，特别是有些年轻人甚至中学生，要想学一点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学一点西方哲学史，倒是无妨念念这本书。所以我倒是自我得意，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可能就在这儿，就在代表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明的介绍。

    （作者：张世英，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