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学教师的孙犁

    孙犁在与郭志刚的谈话中提到，“我个人的生活，说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从上学，到教书，到参加抗日工作。抗日工作也不过是教书、编书、写文章，比较简单”。他也曾自白，“我是小学教师出身，一切事情，欲从根柢培养。后从事文艺工作，此心一直未断，写了不少辅导、入门一类的文字……我做的这方面的工作，鲜为文艺界所知”。的确如作家所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编辑生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作为教师的孙犁。

    1932年，孙犁在育德中学读高二的时候，在同学张砚方的约请下被聘为平民学校高小二年级级任，教授国文。他在《保定旧事》中回忆，“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在这里他还与学生王淑经历了一段“无结果的恋爱故事”，“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最终孙犁因为与王淑的通信被训育主任发现，免去了教职。

    1935年，孙犁经由父亲托人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工作，可惜身份不是教师，而是事务员，“我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会局（那时不叫教育局）填几分表报，贴在上面的单据，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要弄得支付相当，也需要几天时间。好在除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多少事”，“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费，剩下的钱再买些书，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铺上连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我还是买些文艺书籍来读”。虽然他有时也与同事到校外游玩，但这并不能将他心中的寂寞排遣掉，“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最终孙犁选择了主动辞职回乡。

    1936年的暑假后，孙犁经同学黄振宗、侯士珍的介绍，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中提到，“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陈季衡回忆孙犁当时教书的情景，“语文课换了位新来的孙芸夫老师。他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儿，声调平和而适度，言语充满了智慧和亲和力，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虽然只教了一学年就离开了学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注重课外读物，他挑选了一些当时报章发表的好文章和国内外名著，指导我们阅读和学习。这些材料，有的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有的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给大家，然后组织同学们交流心得体会”，“我记得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是印发了讲义的，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是以故事的形式讲给我们听的。这样做，既提高了大家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又浸透着孙老师对我们人生教育和德育培养的苦心”。孙犁上课不单给学生讲述有趣的知识，“更注重传播革命思想和激发抗日热情”，“多次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日本鬼子在东北三省烧、杀、抢、掠的暴行，讲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士们英勇斗争的事迹”，“还专门为我们讲解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把它讲得极其真切生动，情意深重，感人肺腑”。在毕业典礼上，孙犁“讲话情绪激动，慷慨激昂，说到动情之处时，竟声泪俱下”，“分析了当前形势，讲了国家的危难，鼓励同学们说：‘你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兴亡之责’”。

    当时孙犁还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孙犁1981年12月22日写有《新年杂忆》，他说“一进教室，孩子们乱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这哪能安心上课呀，没办法做起了“保姆”，谁承想，学生还不听话，这下可惹怒了孙犁，“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头上敲了两下”。

    学校的事务再多，孙犁也不忘读书。1974年12月29日，孙犁在《海上述林》上卷的书衣上题词，“余在安新县同口镇小学任教时，每月薪给二十元，节衣缩食，购置书籍。同口为镇，有邮政代办所，余每月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其最贵重者，莫如此书”，“余得到手，如捧珍物，秘而藏之，虽好友亦吝于借观也”，“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付出总有回报，孙犁十年后回同口时，见到了当年他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他们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指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

    现代作家不少都教过中学或大学，但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作家教小学的经历，为此笔者只对孙犁教小学的经历略作钩沉。当然，孙犁的教书经历远不止这些，比如1938年他还在冀中军区举办的抗战学院担任过文艺教官，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河北师范学院兼任国文系讲师，讲授习作课和文艺理论课等。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