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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09日 星期三

    坚守、创造与再出发

    ——2018年文学创作管窥八段

    作者:梁鸿鹰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09日 14版)

    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懈坚守

        壹

        在过去一年的文学创作中,坚守现实主义的主潮依然格外鲜明。无论是博大的现实,还是浩瀚的历史,在文学的记忆中,都有着具体的情境、动人的细节、富有光彩的人物,揭示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理解历史,获得重铸精神的更大动力。2018年,曾为当代文坛贡献出《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本色》等作品的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以篇幅精短的《牵风记》写了一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三人之间的战友情愫和两性爱恨。战火硝烟中的微妙情感,证实了战争的残酷并不能掩盖和泯灭人性。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还原了战争年代在金戈铁马、血与火考验和英雄豪情之外,人之常情与人性的纠结舒展。他的创作表明,一个作家必须坚守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美好情感的尊重,才有可能获得共鸣。王安忆的《考工记》围绕着木器业和老宅的建筑技艺展开细腻描写,有着从太平洋战争到新世纪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小说里,器物与精神、技艺与灵魂一直纠缠在一起,相互消长。从文字层面上看,既有形形色色市民生活的沧桑,又有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喧嚣骚动,更有人与物、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的纠结。自我精神突围是作品的重要主题,其间仿佛有喟叹与遗憾存焉,却也不乏丰沛盎然的生机与绿意。作品似乎在强调,能够赓续踏实生计的劳动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人活在世上最坚实的理由。诗人梁平在《我的老爷子》一诗里,同样颂扬了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踏踏实实的坚守:“我的老爷子从来不问天上的风云,/只管地上的烟火,拖儿带女,/踉踉跄跄走进新的社会和时代,/他人生的信条就是过日子,/平安是福。/以前是他说经常梦见我,/我无动于衷。现在是我梦见他,/不敢给他说我的梦。/害怕说出来,他心满意足,/就走了。必须要他牵挂,/我是他的幺儿,不顶嘴,不流泪,/与他相约,百年好合。”

        贰

        历史不会不通往现在。人类可以在此起彼伏的历史足音中,找寻到与现实的联系。现实主义精神最强调历史与当今的密切联系。作家的一个责任,就是不倦地提醒人们,历史不会终结于当代,进步是必然的,用自己的精神坚守引领人生,才能避免在时间机器的碾压中进退失据。贾平凹2018年的新作《山本》是写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地区社会生态的。在涡潭小镇,刀客、土匪、游击队等多股势力风起云涌,各方割据厮杀,一幕幕激烈动荡。作家要表达的是民族的艰辛与耐受力。写作过程中,贾平凹注重从传统中寻找可资转化的精神资源,不停思考如何化素材为小说、化历史为文学,时时感到自己对历史的回溯无法与现实脱节,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新的思考便源源不断,于是自然而然地将社会的、时代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注入其中,力图以独到的体察和历史观,表现普通民众的生存苦难,寄寓真切的悲悯情怀,显现更宽广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使作品由秦岭题材散文体草木记、动物记,转变为一部内涵宏阔的作品。而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围绕家谱的重修,解密一个个正直忠诚、认真肯干的黄冈人典型,使黄冈人守大义、敢卫国、进亦忧、退亦忧的自强不息精神得以彰显。作品经由对地方“秘闻”与“传奇”的揭示,超越了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将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为故乡的浩大绵长精神立传,在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幻和恩怨情仇中揭示人的独特性格和地域文化气韵,寄托了作者对故乡难舍的深情、留恋和认知。地方性知识变为具有精神向度的元素,为人们认识历史、感悟现实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叁

        惊心动魄的战争炮火早已远离我们的大地与苍生,但战争年代的人与事,战争中的人性光辉,依然可以被化为动人心魄的人生读本,为人们继续前行提供精神滋养。肖亦农的《穹庐》所描写的战争发生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嘎尔迪老爹为捍卫祖先土地,率布利亚特部众,展开了一场与白匪军、日本侵略军的殊死抗争,这首八千里征战回归祖国怀抱的壮丽史诗,奏响了令人难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旋律。陈玉福的《西凉马超》塑造了马超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武者英雄、感情专注的痴情英雄、心怀万民的救世英雄形象。属于西凉苍茫的大地,被久远的战争所塑造,为西部英雄文化所养育。彭荆风的《太阳升起》将我们带回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岁月,作家以澎湃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军争取西盟佤族人民融入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经过,显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和艺术张力,无不显现出作家热爱边地和多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怀。

    从生活出发的诚意创造

        肆

        文学是精神创造。现实生活作为文学创造的不竭源泉,像一条绵延不绝的伟大河流,浇灌富饶的大地,提供感奋人心的素材,为创作开辟广阔道路。进入新时代,广大作家不断践行脚力、脑力、眼力和笔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拥抱新时代、状写新现实。过去的一年,不少作家走出书斋,步入广阔的现实生活找寻素材、汲取营养,向更开阔的地带、向更深层次的矿藏掘进,奉献出新时代更多的中国故事。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是东方明珠,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树立了开放与建设的新标杆,巍然屹立于大江之畔。新时代如何认识新上海,如何书写浦东的现代化进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浦东史诗》具有范本价值。作品全景展示浦东开发开放、引领大时代的壮丽画卷,通过不同的人物故事和创业经历,多角度描绘浦东奇迹决策者、建设者群体形象。作品以强大的思辨力表明,无论“上海”,还是“浦东”,历史证明它们本身就是伴随社会前进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创造的结果,伟大的时代永远是“动词”,是奋发进取的“状态”。上海这座城市靠近大海,“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气,没有坚强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将它淹没与湮灭”。伴随着改革开放,上海重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千千万万建设者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回首雄关漫道真如铁,感悟人间正道是沧桑。无论是祖国沿海还是遥远的边陲,人民群众在深化改革、扶贫攻坚、转型升级的征程中,已经汇聚起磅礴的力量,正创造着人间奇迹。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看万山红遍》聚焦贵州铜仁的新时代之变,写历经光荣的三线建设城市,一个曾经的汞都,如何全面提升传统产业、壮大特色产业、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家触摸这里由资源枯竭转变为绿色发展样板的脉搏,解读万山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拼搏创新,奋力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改革历程,彰显新时代的治理智慧和实干苦干的精神风貌。而在2018年践行“四力”的文学实践中,张雅文、李迪和衣向东三位作家颇值得嘉许。张雅文以70多岁的高龄奔波采访,她的报告文学《妈妈,快拉我一把》记录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与悔改,深刻揭示犯罪给家庭、社会及个人带来的危害,书写监狱警察的奉献与担当,情真意切。李迪的《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衣向东的《桥——“枫桥经验”55周年风雨历程》,同样都是用脚走出来的,用心血浇筑出来的。他们从警察的生活出发,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出发,用来自真实的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故事,忠实记录公安干警打击犯罪、维护正义、保民平安的业绩,感人至深。

        伍

        军之壮在于器之精,器之精在于人之强。共和国强军建设的步履与成就,历来是文学创作的富矿。徐剑作为火箭军发展壮大的见证者之一,其报告文学《大国重器》穿越60年历史隧道,讴歌火箭军的光荣与梦想。作家心中如有雄兵百万,对这支军队的历史与现实了然于胸。他排兵布阵,从容不迫,不断地激活历史,着力塑造英雄人物,突出血肉丰满的细节,使之成为史志价值、艺术价值兼具的力作。港珠澳大桥不仅是桥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改革开放成果的见证,接续着民族天开海岳的征程。长江的报告文学《天开海岳》是作者深入工程内部,亲身体验和多方采访的结晶。作品以生动的笔触揭示了粤港澳三地、中外专家通力合作中鲜为人知的温情、难题、委屈与喜悦,将建设者一次次不屈不挠的探索、一个个创新奉献的故事讲述出来。大国创造需要大国工匠,《诗刊》杂志推出“新时代”栏目,刊登的不少诗作,来自诗人深入建设一线的感悟。龙小龙的《工匠精神:一双手》是这样写的,“我要写到一双手/是它,把原野里分散的沙粒汇集在一起/放进熔炉里整合/完成了一次次灵魂和品质的重塑/是它剔除了那些管道里的锈迹和霾尘/去除了不合时宜的因子/使空气格外清新,大地呼吸均匀/江河的血液畅行无阻/淬炼阳光的手/让冷硬的生命发光发热的手/一双手,让伟大诞生于平凡的缔造者/一尊立体的雕塑”,读来耐人寻味。

    在现实的巨流中再出发

        陆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作是永无止境的探索,是不断向着生活深处掘进,向着人的精神世界深处进发,同时,作家也在反思自我的过程中寻求再出发。大解在其诗作《在时间的序列里》这样说:“回头望去,有无数个我,/分散在过往的每一日,排着长队走向今天。/我像一个领队,/越走越老,身后跟着同一个人。”作家在岁月中穿行、思考、积淀,激发出再创造的热情。梁晓声长达15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看似不是近距离反映生活的作品,实则回望当代社会风云进程,探究百姓生活与心路,囊括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激荡。作品将三线建设、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事件均纳入其中,以细腻的笔触直观展示近50年中国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和时代发展的波诡云谲,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的成长与奋斗,更凝聚着作家的忧思,有很强的生活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近距离描写现实是作家张平的一贯特色,但他的《重新生活》没有采用正面强攻的策略,而是通过“反腐”事件中一家人的艰难重生,揭示新时代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读张平的作品不轻松,总是给人痛感,触及的是当前社会生活的痛点,而且张平作品的现实性在于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关系。腐败破坏社会正常运行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乃至人的精神层面,社会大众自然对腐败深恶痛绝。反腐从长远上讲,是要铲除腐败的文化土壤,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树立起法制意识,都尊重规则,不抄近道,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以重塑,每个公民都需要重新思考自我、重新生活。滕肖澜的《城中之城》是作家深入当代金融生活的直接产物,写的是陆家嘴金融业中的人与事。作品促使我们去思考,在一个国际化现代大都市,如何接纳外来者,从业者如何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如何以自己的微弱之力驱除人性中的阴暗。作品也告诉读者,人性依然是美好的,在与脆弱和绝望的无休止斗争中,需要亮起自己的旗帜。

        柒

        作家陆文夫曾经说过:“作家是靠两条腿走路的:一条是生活,一条是对生活的理解。”文学是思考的艺术,扩大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包括对自然界的想象,对动物应有的态度,更促使我们思考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明白自己所应肩负的责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既讲述北方候鸟的迁徙,更揭示东北一座小城里社会生活浮尘烟云的奥秘。在小说中,自然与人形成互相映衬、互相对比的关系。在瓦城,候鸟式的生命形态不单属于动物,也属于人,瓦城里有钱的“候鸟人”冬天到南方过冬,夏天返回北方过夏天,造成空城问题严重,人口流失居高不下。作家通过自己的笔,展示当下生活里人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欢笑、坚忍,探讨自然生态的潜在威胁、人际关系的复杂、贫与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等问题,发人深省。赵丽宏的儿童小说《黑木头》以流浪狗的名字“黑木头”来命名,写了这只狗被收养、被遗弃、再次被收养、因为救主人而死去的经历。黑木头用自己的生命带给外婆以启迪,促使老人与生活和解,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作品借着一只小狗的悲欢,讲了一个关于理解、关于爱的亲情故事。作家张炜说这是“一部救助书、一首惋叹诗,一条激越奔涌的爱之河流”。作品提醒我们,对于陪伴我们的小生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才是最大的保护与善意,人在许多方面都要虚心向动物学习。刘亮程的小说《捎话》中有个富于灵性的驴子谢,它冒着战争危险,在众声喧哗中,与其主人公库跨越语言之间的沙漠戈壁,秘密传递信息,无数次见证诸多生死与不可思议之事。生命不息,“捎话”不止,驴能听见鬼魂说话,能看见所有声音的形状和颜色,一路试图与主人库交流,而库在谢死后才真正听懂驴叫,这些具有寓言意义。

        捌

        以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写作上总是有相当大的难度。2017年宗璞老人的《北归记》写抗战胜利后,众多师生从云南和重庆回到北平,以两代知识人的心史、一个民族的新生史让读者为之感动。而2018年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则以儿童小说的形式,写抗战时期的教授们为保住飘摇于明灭之际的文化之火,肩扛仪器,背负书籍,携妇将雏,跋山涉水,在荒山野岭中继续教育救国事业,讴歌知识分子对文明的坚守。韩少功的《修改过程》被认为是对恢复高考第一批学子的“寻根”之书。作品采取近似连环套的方式讲故事,追忆77级大学生当年意气风发、求知若渴,命运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的逝水年华,也反映他们在当今的凡俗庸碌及不断被生活修改的人生过程,寄寓了对转型时期家国命运的思考。李洱的《应物兄》借鉴经史子集叙述方式,“虚己应物”,其中知识成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物对话、情节叙述中揉入的海量知识,不断衍生出新话语。知识与知识发生关联,新文本再度生成,结构扩大,在场感、风格感颇强。陈彦反映戏曲界生活的小说《主角》其实有两个“主角”,分别是忆秦娥和中国传统戏曲。秦腔演员忆秦娥从11岁拜师学艺到51岁功成名就的生命历程、舞台生涯及女儿宋雨的个体命运沉浮,她们与时代脉动,反映了一个群体的生命律动。同时,作品也写了传统戏曲、传统艺术品种在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中经历的复杂命运——搭台还是唱戏,艺术还是工具,经常不无消长和起伏。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人的解放,一个乡间小人物成为时代舞台的主角本身,承载了戏曲文化、艺术境界、女性命运等多样话题,内容复杂而丰沛。

        在对2018年文学创作进行这番不失粗疏的回顾过程中,我感到,去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阵容齐整、佳作纷呈、名家荟萃,可资总结研究的关键点比较多,反映了作家们潜心创作、深入思考的能力在增强。从题材上讲,出自名家之手同时又是向历史题材、战争年代、过去岁月开掘的,占有较大比重,且获得较高赞誉。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一家独大,优势明显,尤以总结成就、颂扬英模、反映新气象的作品增长较大,有的也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从作品刊载出版的平台方面讲,名刊名社、大刊大社独领风骚,其中地域尤以北上广三地集中度最高。从评论推介角度看,在每年海量的作品中,得到关注的只是一小部分,被深入研究的更少,评介集中度大,有相当的惯性,研究盲点不少。文学创作、出版、评论、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的优化,生态的进一步改善,依然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课题。

        (作者:梁鸿鹰,系《文艺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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