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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技】
在印度，森林是一些原住民自然崇拜的对象。到殖民时期，这种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的生态也因此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机。仅有一部分神圣树林在大肆的开发中被保留了下来，为稀有的动植物提供了庇护。
激发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或许可以更好地保护那里的生态环境。印度在2006年颁布的森林法案，确保了当地社区可以管理附近的森林资源。一系列关注原始森林和生态的行动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展。虽然公开表达对自然的敬畏是一种古老价值观，常常被当作落后的迷信而遭人耻笑，不过眼下，它的确成了印度几十年来最令人期待的生态学话题。
1.神圣树林与自然崇拜
在印度中部被植被覆盖的丘陵地带，我们坐在一棵树下吃着早餐。我们的食谱里有当地产的米饭、豆芽，还有咖喱鱼肉。树上甜美的花瓣洋洋洒洒地飘落，时不时给我们的早餐点缀上新的食材。
招待我的是贡德部落的原住民，生活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达村。他们曾在25年前就对外宣布，要凭借自己的力量管理好当地富饶的自然资源。作为一名野外生态学家，我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他们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方案。贡德人生活的地区内有1800公顷的丛林，饭后，我准备前往他们新划出的7片树林参观。这7块树林占当地总植被面积的12%以上，是贡德人的新“神圣树林”。
“神圣树林”的概念源于一种史前的自然保护传统，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圈出特定的区域作为神圣树林，使它受到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原住民虔诚坚定的信仰能够确保区域内的一花一木都不受人为破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村庄被大火毁于一旦，人们才能法外开恩，从树林中砍伐非常有限的树木用于重建村庄）。这些树林就像博物学家们钟爱的藏宝库，它们常常是许多珍奇物种最后的庇护所，比如雄伟古老的树木、某些藤本植物、药用植株、恒河猴、鹿、鸟类、蜥蜴、青蛙，以及其他在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生物等。
神圣树林有精彩的过往，相关的记录可以在希腊和梵语的典籍中见到。不过，随着欧洲大陆向基督教敞开怀抱，神圣树林的概念逐渐在人本主义的冲击下销声匿迹。如今，受到保护的树林只零星分布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我先后探访过许多位于印度、不丹和日本的神山，神圣的河流源头、河段，圣湖以及神圣树林。我曾眼睁睁看着神圣树林被夷为平地，尽管发展中国家普遍对这些树林有所企图，但我仍然见识过受到良好保护，或者死而复生的神圣树林，甚至于曾有幸见证过新树林的划分和建立。印度次大陆上对自然资源的商业开发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威胁，神圣区域的理念反倒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明显的复苏。
传统保护区设立套用的都是来自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经验，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1890年，为了设立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园区内的美洲原住民被强制驱散，背井离乡。记者马克·道伊在他的作品《自然保护区难民》中表示，西方文化不仅对这种“为了设立保护区不惜驱赶人群”的理念沾沾自喜，还把它强加给了全世界。为了给珍奇的生物——比如老虎和狮子腾出生存空间，发展中国家大型自然保护区的代理机构会与政府寻求合作，驱逐生活在丛林里或者稀树草原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类，而这些被驱逐的人通常都是在当地生活超过数百年，甚至更久的原住民。驱逐的方式不仅给当地人带去深切的苦难，本身也不足以作为一种合格的手段去保护自然。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原住民对丛林的反哺与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助益是潜移默化的，这些积极的影响只有在他们遭到驱逐之后才会逐渐显现——比如，人为的、有节制的焚烧活动有利于去除入侵当地生态系统的灌木物种，不仅如此，焚烧对某些珍贵的树木而言，也是复苏的必要条件。
不过近些年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区规划模式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全球野生动植物密集的丛林中，大约有40%的区域仍由世代居住于其中或周边的原住民所守护。本文的主题就在于让“生态圈居民”接手管理。他们紧邻大自然，是自然诸多恩惠直接的见证者和受益者。让他们来主导，也许是保护地球现有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策略。
2.漫游山间
从1971年8月开始，我就对神圣树林情有独钟。当时距离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返回印度还没多久。我和曾经的导师植物学家V·D·瓦尔塔克共同策划了一次野外考察。我们跋山涉水，进入了印度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北部地区——那是一群紧贴印度半岛西侧边界的群山。我就在这片地区长大。然而，随着旅途不断深入，我越来越为眼前贫瘠的山地感到痛心和沮丧。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种热带雨林密布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没多远，一片郁郁葱葱的常绿树林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这片森林约5公顷，其中有4棵鹤立鸡群的滇榄（Canarium strictum，西高止山脉南部地区的代表物种），这里是它们生长的北界，距离其主要生长地约500公里。瓦尔塔克向我解释说，这片树林的名字叫Dhuprahat，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被作为当地某个母系神灵的供奉之地。这不是特例，在整个高止山脉的西部地区，散布着许多类似的保护区。
在回程路上，我对神圣树林做了仔细的研究。虽然神圣树林经常以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象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它的系统性调研，更别提从生态学或是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和研究了。环保主义者中对神圣树林的主流评价并不高，他们认为自然崇拜是所有原始社会的特征，而神圣树林不过是这种盲目崇拜的遗留，它们没有实际的意义和功能，纯粹只是一种迷信的附属。按照这种说法，神圣树林应当只会聚集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位置，比如山峰之巅或是水流之源。
对我而言，虽然神圣树林的概念有原始崇拜的光环傍身，但它确实有现实意义，比如为人们提供安全清洁的水源。如果这种现实意义成立，那被划作神圣树林的区域不应该局限于少数几类特定的栖息地，而应该包含各种各样的自然栖息地。于是，我开始搜集第一手的野外资料。
这是一段让我着迷的经历：在西高止山脉的北部跋山涉水，寻找保留了大片神圣树林的村落，记录它们的占地规模、植物群落的构成、动物的生存状况；考察周边的地形学、人类居住和耕作状况，与当地人交谈；询问他们的风俗传统、信仰和生态学知识。热情的村民会兴高采烈地邀请我分享他们的食物，让我在他们的屋檐下安然度过每个夜晚。
从我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当地人对神圣树林的生态价值非常清楚，他们视之如珍宝，守之如传统，希望让子孙万代共同获益。与此同时，树林不仅保护了水源，还为在神圣树林之外受尽屠戮的动物提供了庇护。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尼尔吉里山的“采蜜人”。“采蜜人”在野外发现野生岩蜂时，就会在蜂巢的底部生火以获取蜂蜜——不过当蜂巢出现在神圣树林中时，他们就不采了。把神圣树林里的岩蜂赶尽杀绝，只会断送可持续地利用这个物种的可能，他们对这个禁忌心知肚明。
“采蜜人”和孟达的居民都相信他们自己只是居住地的一份子，他们的领地内不光有人类，还有山川、大河、树木、动物和鸟类。这些非人类的组成在很多方面都对他们有所帮助。因此，人类必须在对自然的开发中报以自觉的节制，乃至于心怀崇拜之情、肩负保护自然的责任。类似的想法在所有文明出现的早期阶段都曾涌现过，尤其是那些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生存的狩猎——采集型社会。
3.殖民者的大肆砍伐
在人类着手培育植物、剧烈改造原始的生态系统后，保护自然的需要变得尤为突出。大约6000年前，印度的北部出现了最早的农业活动。起初，成片的树林被清理成为耕地，通常新的土地只能使用两到三年，随后就被更新的土地取代而遭遗弃，这个完整的过程被今天的人称为迁移农业。印度学研究者高善必推测，在森林里划分出一片区域，将其作为神圣树林重点保护的习俗，很可能起源于那个年代。定居型的农业催生了第一个城邦。在距今约3500年前，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吠陀时代的诸国所取代。根据人类学家伊拉瓦蒂·卡夫对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解读，吠陀时代的城邦向恒河流域扩张的主要手段包括焚烧森林。他们以此驱赶当地的居民，开拓耕地并增加税赋收入。随着农业在平原地区的普及，资源危机的问题初露端倪。虽然略显破碎，但是有证据显示，当时土地的肥力已经不如从前，此外，很可能还伴有雨水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叶肥、果树以及野生猎物等自然资源的匮乏。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的研究指出，推崇素食主义还有其他节制享乐行为的耆那教和佛教正是在那个时期兴起的（可视作那个时代的人类是对生态危机的回应）。这些宗教信仰与原住民保护神圣树林的习俗异曲同工。大约2600年前，释迦牟尼本人就出生在蓝毗尼的一片神圣树林里。公元10世纪横扫印度次大陆的伊斯兰教苏菲派同样支持设立神圣树林。
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在它的影响下，印度原住民与生态系统数千年磨合的成果几乎被付之一炬。早期的英国旅行家们把印度形容为“由树木汇成的汪洋”，但是东印度公司决定在“垄断土地”的行动上快马加鞭。农田、河流、池塘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被从村民的手中收回，其中许多都落入了英国式的地主手里，他们同意为此支付高昂的税收，而这些收入则主要依靠对（由于土地运动而失地的）劳工和佃农的盘剥。为了拓展耕地面积，地主们抹去了自己领地上大部分的神圣树林。随后，殖民者出面征用了几乎所有的神圣树林。
大规模流行于印度中部森林带的迁徙农业遭到了异常激烈的批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当地人极力为迁徙农业辩护：当地人会把开垦过的土地闲置，停耕的时间甚至可以长达15年，以便让其恢复元气。但是他们的辩护在外人眼里依旧显得苍白无力。此外，当地人也不会砍伐任何他们信仰中认为神圣的树木。但是按照当时大英帝国的法令，出于对木材的需求，森林中所有的树木，包括巨大、古老的长叶马府油树，都要被砍伐、收割。
时至1860年，印度的森林资源耗损严重，为了调控砍伐森林的强度，政府任命了一名森林资源监督官——德国植物学家迪特里希·布兰迪斯。布兰迪斯对印度村民社区自治式的森林管理方式赞赏有加，面对境内苟延残喘的神圣树林，不甚唏嘘的布兰迪斯呼吁把相当部分的森林资源交还给印度的人民，由他们自行管理。虽然颇有微词，但是殖民统治者还是在1930年不情不愿地落实了布兰迪斯的提议，不过放权的尺度依然非常有限。与之相对的是，政府的林业部门已经成长为最大的地主，它在上世纪50年代控制着大约7000万公顷的土地。社区和原住民基本丧失了对森林土地的控制权。
废止原住民掌握的、管理森林的古老权力，意味着他们无法再阻止外来者随意进入并在他们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开采原本属于他们的森林资源。换句话说，公共财产的管理制度从原先的“社区自治”变成了“公开取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巧妙地融合了理论、实地考察和实验，它的结论指出，对公共财产实施公开取用的管理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被滥用。对自然资源节制的用度与完全的保护只能建立在稳固的社区自治之上。
4.生态居民
尽管要面对强制性的公共资源开放制度，但是在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前，生活在印度中心森林地带的部族们从未松懈过对森林的管理和保护。为印度独立鞠躬尽瘁的圣雄甘地，也同样是为印度村民争取权力和世人尊重的急先锋。可惜，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没有能够采纳他的任何远见，反而加速开发林业资源。这导致印度村民对森林的掌控权被进一步架空。
1972年2月，在一个坐落在西高止山脉的村庄加尼，当地人惊恐地发现，印度国家林业部在他们的神圣树林里标记树木，准备对这些林木进行砍伐。那里有一片15公顷的树林，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状态：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片森林从来没有遭到过任何人的砍伐。森林里有许多非常古老的大树，树干上都爬满了攀缘植物，足足有40米高，其中最雄伟的是一棵被当地人叫作加鲁德的榕树，它的周长达到了15米。不过，这片森林周围的区域已经全部被砍伐殆尽，所以它成了周边居民收集柴火和稻田叶肥的唯一来源。另外，除了村里的一口井之外，森林也是居民们仅有的稳定水源。带着这些信息，我前去拜会了印度国家林业部的高官。虽然在我的出面之下，村民们的诉求最终得到了接受，但是高官对神圣树林的轻蔑溢于言表，在他眼里，这些东西都是故弄玄虚，一片森林除了是“大好的木材”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套用首先由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雷蒙德·达施蔓提出的概念，加尼的居民们可以被称作“生态圈居民”，而林业部首脑那样的人则属于“生物圈居民”的范畴。
生态圈居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自食其力，他们亲自耕种、蓄养牲畜，从它们身上获得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的资源，为了能支持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积大约需要在50平方公里左右。由于距离赖以生存的资源非常近，生态圈居民对大自然的恩泽心知肚明且心怀感恩。
与之相对，生物圈居民能享用的能源类型更多，如石化燃料，这让他们能够对从各处搜集的大量物料资源进行转移和转化，以此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生物圈居民的生态足迹通常是生态圈居民的十倍乃至上百倍。在生物圈居民看来，偏远地区不过是木材、矿产或者水力发电站的代名词——充其量也只是旅游胜地或者度假村。对他们来说，生态圈居民所代表的要么是廉价劳动力，要么是他们在获取所需资源道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原住民视若珍宝的、一个功能健全的生态系统，生物圈居民通常不以为然。
与全世界一样，在印度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生物圈居民。我早年对西高止山脉地区的安比谷开展过实地考察。当地的村民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适用于山坡耕种的迁徙农业模式。虽然当地人也会为了农耕对树林进行砍伐和清理，不过他们会选择留下大片的芒果、樱桃李树，这些树木能给他们带来微薄但是稳定的收入。20世纪50年代，机动车队在当地的水坝建设动工之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山谷，深深撼动了原住民的生活，在那之前，当地还没有人见过所谓的现金，也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木炭商人怂恿当地人说，因为重新安置他们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不如在临走前把山坡上的树木都卖给他们。木炭商人从邻近的城市普纳找来了一些印度教的祭祀，这些祭祀向当地的人们保证，他们会举行合适的仪式，修建供奉神明的精致寺庙，以此化解神明的怒火。
巨大的芒果树和樱桃李树——每一棵本来都价值数百卢比——就这样以一个半卢比的价格被出售了。山顶的保护林区原本是由政府管理的，它们也没有能在煤炭商人和腐败的林业部门的勾结下幸免于难。最终，由于大坝建设而无家可归的村民们再也没有找到适合安身立命的新场所。如今，许多人只能被迫居住在遭到严重侵蚀的山坡上，拼尽全力勉强维持生计。大坝中充足的水源造福的是普纳大大小小的工厂，以及东部灌溉区的土地所有者们。环境退化的代价是：短期上，它让安比谷当地居民民不聊生；长期上，不出意料的话，整个社会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确信，虽然有6000年的积淀，但是单纯的精神和信仰力量已经不足以在面对商业和工业冲击的今天，维持神圣树林了。
5.褪去神圣光环
我在20世纪90年代测试了关于神圣树林的假设，测试的地点位于横跨曼尼普尔邦与米佐拉姆邦的东喜马拉雅山麓。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们，在过去，超过30%的土地和水源都以神圣禁区的形式受到保护。但是不列颠人在20世纪早期获得了对当地的控制权，他们重新划归了土地的所有权，把它们分配给各个部落的首领，而把剩下的部落成员贬为出卖劳力的佃农。许多部落的首领为了中饱私囊，很快就将手里的森林变卖。
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东北部的部落社会体系被传教士摧毁。当时许多与本地宗教有关的神圣树林和圣湖都遭到了毁坏。万幸的是，有一个坐落在印度东北边的、非常不起眼的小国——不丹，它从来没有受过殖民者的统治，也没有受到过传教士的影响，如今不丹境内仍有大片的神圣树林，据推测，大约占到了其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神圣树林遭到砍伐之后，人们才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宝贵功能幡然醒悟，尤其是其作为防火带的作用。因此，在神圣树林遭受重创的几年之后，有些村落恢复了对森林的保护。这些禁区受到的保护不再被冠以精神信仰的名头。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原住民对这些神圣森林施以的警戒和保护与从前并无二致。这些发现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使信仰上的神圣性褪色，代之以世俗的实用主义，神圣树林依然可以通过为生态圈居民提供实际的好处而留存于世。
对于居住在印度中心森林地区的居民而言，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场围绕社区夺回森林归属权的名为“拯救森林，拯救人类”的激烈反抗运动爆发了。随后，这场运动的余波不断扩散，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运动在2006年各方对《在册部落和其他传统林区居民（林权确认）法》的签署中达到了高潮。这项法案旨在废除大英帝国殖民时期遗留的不公正霸权，它不仅授予个人，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社区对特定地区森林的所有权。这些权利中包括对竹林等当地自然资源的保护权、保养权以及封林权。
2009年，孟达以及相邻的村庄——马尔拉，成为印度第一批获得对当地森林资源获得所有权的村庄。长久以来，当地的居民终于能够禁止外来者肆意践踏森林，还能确保社区内的人从森林中获取应得的自然资源。尽管林业机构放权的速度非常慢，不过到目前为止，马哈拉施特拉邦已有3600名村民重新获得了对居住地周边森林的掌控权。同样令人兴奋的是，人们正在努力组建一个乡村评议联合会——汇聚各方力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实行保护。2018年2月，在有大约200名左右的评议会代表出席的会议上，他们决定将目前社区内10%的森林地区设立为新的神圣树林。
眼前的各种进展无不让我对神圣树林的存续、恢复甚至新建都更有信心。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在抗议和反对当地破坏环境的行为：加拿大的焦油砂、美国的输油管、巴西的大坝、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采矿业，还有在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农场正在取代热带雨林。
如今，在孟达吃完了早餐之后，我和同事一道参观了在萨哈恩·玛塔塔山上新设立的神圣树林。我远远地在其中几片树林里看到了成排成排的榄仁木和紫薇属的乔木，颇为壮观。有一些神圣树林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印度懒熊的栖息地；另一些是为了保护岩石地貌；还有一些则是为了保护另一些特殊的栖息地……
印度的神圣树林在今天取得的成果让我欣慰，这是对我一颗赤子之心的最好嘉奖，而我已经怀揣着这种心情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
本版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撰文：马德哈瓦·加吉尔（Madhav Gadgil）
翻译：祝锦杰 摄影：哈沙·瓦德拉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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