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会中迎接新的一年

    【深度解读】    

    2019年1月1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如期举行，我国也有许多观众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欣赏了这一音乐盛会。

    听一场或几场新年音乐会，在优美的旋律中迎接新年的到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一部分。

    追溯现代意义上的新年音乐会，历史并不久远。但说到音乐与节日的关系，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古老的传统。音乐带给人们的甜美、陶醉和鼓舞，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需要，而与音乐的审美价值同时存在的，是它的社会价值。正如我们的先辈所洞悉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精神食粮的构成中，兼具雅致与壮丽之美的古典音乐，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在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心目中，知名度最高的新年音乐会，当属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在位于维也纳贝森多夫大街12号的音乐之友协会大厅（即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演出的新年音乐会，国内媒体和音乐爱好者习惯称之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实，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并不限于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举行的新年音乐会，还有其他团体在其他地点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以及在歌剧院的新年演出。不过，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这一在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购买转播权、70多个国家进行同步直播的艺术盛事，不仅成为维也纳这座举世闻名的音乐之都新年音乐会的同义词，也堪称全世界新年音乐会的标志。每年元旦，电视机前的音乐爱好者与置身于繁花似锦的金色大厅里的听众一道，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美妙演奏而倾倒，为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宝库中流泻出的曼妙乐音而陶醉，这似乎已成为迎接新年的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近80年的历程足以证明，维也纳这块音乐土地结出的两颗珍贵硕果——施特劳斯家族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洋溢着欢乐和希望的元旦奇妙结合，有着源源不断的独特魅力。以施特劳斯父子为主的作曲家创作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像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这样的大师，并不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作为轻松愉快的小曲，而是视之为“小型交响诗”。如果圆舞曲只是伴舞的欢快乐曲，那么《蓝色多瑙河》可能就不会享有“奥地利第二国歌”的崇高赞誉了。

    按照音乐学家佐韦·阿莱克希斯·朗在《约翰·施特劳斯传奇：政治影响和20世纪的确立》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通过新年音乐会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后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奥地利民族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大力弘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8年，那时距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还有4年，而音乐会的曲目也尚未与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结缘，因而影响也仅限于当地。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次举行新年音乐会是在1939年。担任这次音乐会指挥的是克莱门斯·克劳斯。这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并未在元旦当天，而是在12月31日演出的新年音乐会。演奏的10首乐曲全部为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没有返场加演曲目，如今作为每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必不可少的标志性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拉德茨基进行曲》，在那场音乐会上还未现身。在前40年中，新年音乐会在克莱门斯·克劳斯、维利·博斯科夫斯基和洛林·马泽尔的相继指挥下，通过高超演奏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确立了以轻松雅致的舞曲音乐迎接新年的传统。

    从1987年开始，维也纳爱乐乐团改变此前由同一位指挥家连续多年指挥新年音乐会的做法，每年被邀请的指挥家不与上一年相同，但相隔一年有可能再度被邀请。做出改变后首位登上新年音乐会指挥台的是赫伯特·冯·卡拉扬。虽然，无数新年音乐会的热心听众热衷于谈论哪一届音乐会的指挥更出色，在曾于2011年和2013年两度担任指挥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韦尔泽-莫斯特眼中，卡拉扬所表现出的维也纳舞曲音乐中那种内在的“金色的忧郁”是高于任何人的，“当卡拉扬1987年指挥《天体的音乐》时，那真的就是天籁之音！”

    有幸登上新年音乐会指挥台的人无一不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而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有着密切合作的指挥名家，他们让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保持着最高的艺术水准，同时也保持着乐团魅力独具的风格和音色。2017年担任指挥的是“80后”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在他指挥下的音乐会下半场第8首乐曲即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纳斯瓦尔德的女孩——连德勒风格玛祖卡波尔卡》以及脍炙人口的《蓝色多瑙河》开头，我们听到的是只有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弦乐才有的醉人的甜美揉弦。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在25年前评论DG公司发行的纪念维也纳爱乐乐团创建150周年系列唱片时写下的话，道出了亿万人的共同心声：“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我们只能希望维也纳保持它作为音乐的至高中心所具有的卓尔不凡。”他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紧密相连，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

    担任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的是享誉乐坛的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这是他继1993、1997、2000和2004年后第5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很多人将这位意大利指挥家与他的前辈托斯卡尼尼相比，就鲜明的艺术个性、对音乐的卓越理解和充满激情的指挥风格而言，他确实堪称托斯卡尼尼的优秀继承人。他指挥的1993年新年音乐会被评论家们认为是艺术上最完美、最迷人的。他在新年音乐会上的一个引人注目之举是将听众不熟知的新颖作品纳入曲目。1993年他指挥了5首从未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出现过的乐曲，而1997年则增加到8首。2018年新年音乐会曲目中出现了即使是资深古典音乐爱好者，甚至音乐学者都未必曾有耳闻的作曲家阿尔方斯·齐布尔卡（AlphonsCzibulka）和他创作的《斯特凡妮加沃特》。老约翰·施特劳斯改编自罗西尼歌剧序曲的《威廉·退尔加洛普》、小约翰·施特劳斯取材于威尔第歌剧的《假面舞会四对舞》《南国的玫瑰圆舞曲》以及苏佩的《薄伽丘》序曲，体现了穆蒂对自己祖国意大利音乐的钟爱。

    2019年新年音乐会的指挥是德国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两个多月前的10月下旬，他指挥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广州大剧院演奏了舒曼的交响曲，再次显示了这位指挥家在阐释德奥音乐方面的深厚艺术造诣。蒂勒曼出现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一幕，已经被全世界音乐爱好者期盼多年，但由于蒂勒曼在每年的新年前夜都指挥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难以邀请他指挥新年音乐会。终于，在他作为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的第七个年头，他将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交给了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度指挥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他则来到了维也纳。这位在很多音乐爱好者心目中更擅长指挥宏大厚重的瓦格纳、布鲁克纳和理查·施特劳斯作品的指挥家刚刚证明了，以细致而投入的交响化手法处理轻歌剧序曲和圆舞曲，而不是一味追求轻松，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大的魅力所在。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常会出现一些开心小噱头，它们也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本身一样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乐趣的来源。只有穆蒂指挥的2018新年音乐会几乎将这一传统完全“扼杀”——他指挥了一届最严肃端庄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巴伦博伊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按照传说的形式演奏了海顿第45交响曲（即《告别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巴伦博伊姆除了指挥演奏，还以他妙趣横生的表演给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听众以及通过电视直播观看该场音乐会的全世界亿万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不断有乐队队员结束自己的演奏、拎着乐器离开舞台时，巴伦博伊姆大为吃惊，目瞪口呆，但看起来又十分无奈。当最后只剩下一位乐师在台上演奏时，他赶紧殷勤地凑上前去，脸上堆满既感激又讨好的笑容，那意思是：“你是好样的，你不像他们，你好好演奏啊……”但这位老弟最终也站起来走了。巴伦博伊姆大师手拿指挥棒，一个人站在空空荡荡的舞台上，一脸的恐惧、不解、愠怒和绝望……今年，以严肃著称的蒂勒曼在《埃及进行曲》中保留了乐团演奏员临时充当合唱团放声歌唱的做法，他将左手放在耳边，意思是还可以唱得更响亮些。而在最后《拉德茨基进行曲》奏响时，他大部分时间干脆面对听众席指挥听众的“演奏”。尽管如此，他的思路和穆蒂一样是属于“去娱乐化”的，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大程度地侧重传统音乐会的风格。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年一度看到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是在金色大厅演出的三场曲目相同的新年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即维也纳当地时间元旦上午11点15分开始的音乐会。之前的30日上午11点演出的第一场名为“预演”，31日晚7点半是第二场。

    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轻松情调相比，维也纳的另一个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三场新年音乐会代表了另一种更为严肃的传统，即在新年演出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维也纳不仅有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更是贝多芬生前生活和创作的城市，也是他的长眠之地。2017年12月30日、12月31日和2018年元旦，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三场演出由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菲利普·约丹指挥。2017年4月6日和7日约丹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两场“纪念贝多芬——维也纳交响乐团音乐会”，其盛况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们带来的贝多芬雄浑音乐感人至深。2018年岁末和2019年元旦的三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由安德莱斯·奥罗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

    在维也纳，还有一个重要的迎接新年的传统，那就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新年前夜和元旦演出的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剧中那些插科打诨的笑料，连同优美的旋律，像香槟酒一般泡沫飞溅，为新年的音乐之都增添欢乐。

同等重要的其他新年音乐会

    除了知名度最高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德累斯顿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和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也是音乐爱好者不可错过的艺术盛宴。

    成立于1548年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被广泛地认为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管弦乐团，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音乐文化的杰出传承者。在当今的全球化大潮中，很多乐团的独特声音都在消失，呈现出同质化倾向，而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依然保持着其精致漂亮的“德意志之音”，令人深信德奥音乐传统在今日焕发出的生命力。这与蒂勒曼的有力弘扬有很大关系。在2012年蒂勒曼担任音乐总监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收视率迅速飙升，甚至使得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相形见绌。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在新年前两天举行，地点是乐团的大本营——位于德累斯顿剧院广场2号的森佩尔歌剧院，即德累斯顿萨克森国家歌剧院。每一年的新年音乐会无不以奇思妙想的曲目创意而令人翘首以待。从2010年至今，正是轻歌剧的曼妙之音，尤其是2012年由弗莱明担纲主演的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让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成为不仅是德累斯顿人和德国人，也是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热爱的口味独特、魅力无穷的新年音乐盛宴。而今年，曾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威尔泽-莫斯特将维也纳的传统“移植”到了德累斯顿：12月29日和30日两个夜晚，他指挥了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表演剧中男主角爱森斯坦的，是魅力四射的德国男高音约纳斯·考夫曼。

    在很多人心目中，柏林爱乐乐团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乐团与其演出“主场”——位于赫伯特·冯·卡拉扬大街1号的柏林爱乐大厅——是完美的一体化结合。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是在新年之前举行，其最后一场即新年前夜的那一场，国内常称之为“除夕音乐会”，其实这一翻译并不可取，因为“除夕”是有特殊内涵的中国节日，并不适于称12月31日。卡拉扬时代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并不以主题贯穿曲目，在阿巴多担任总监后，开始为每一年的新年音乐会确立一个主题，如“西班牙风情”，继任者西蒙·拉特尔指挥的新年音乐会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2019年的新年对于柏林爱乐乐团而言有些特别，下一任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基利尔·佩特连科还未正式上任，而西蒙·拉特已经离任，在12月29日至31日的三个夜晚，柏林爱乐乐团与“乐团最老的朋友之一”（乐团官方网站的音乐会介绍文字）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第26钢琴协奏曲（《加冕》）和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西班牙狂想曲》《丑角的晨歌》《悼念逝去公主的帕凡舞曲》，从两位作曲家的这几首作品中“提炼”出的主题是“维也纳古典主义、法兰西精灵和西班牙气质”。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中，巴伦博伊姆的演奏方式依然是他身兼二职——弹琴的同时指挥乐团，即“从键盘上指挥”。对于习惯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圆舞曲、国家歌剧院的《蝙蝠》或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轻歌剧的新年音乐会听众而言，柏林爱乐乐团即使在新年音乐会上也是严肃多而欢笑少，但这正是柏林爱乐乐团习惯和坚守的传统。事实上，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新年音乐会传统，在艺术分量上更加厚重，但正是在这首伟大杰作中，贝多芬的雄浑乐音与席勒的诗篇相结合，纵情歌唱了欢乐——在新年来临之际给人以抚慰、令人精神振奋的欢乐。无论是轻松还是严肃，缤纷多彩的新年音乐会都将欢乐带给人们。

    （作者：王纪宴，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