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江南 文脉流传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江南，是一个古老而鲜活的名词，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而又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中国精致文化生活的一个美好典型与范本。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上江南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承载地，江苏自觉地承担了新时代江南文脉传承发展的使命。

    近日，由光明日报社、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无锡市委主办，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承办的首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行。来自海内外近300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论坛。本次论坛以“文脉传承与精神家园”为主题，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江南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揭示其所蕴含的人文底蕴、哲学智慧及其所构建的精神家园，展示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1.探寻中华文化视野下的江南文脉

    关于江南文化的形成发展，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葛剑雄认为，这得益于江南有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是江南先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结果。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及当代上海的崛起，为江南不断注入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为江南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通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6个方面揭示了东晋南朝人口南迁的历史过程，强调在江南文化转型中应特别重视北方人口集体南迁的影响，并从气象、地理、语言、历史、经济、人文等视角说明江南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具有灵动、创新等特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主要从大数据的角度来探讨江南文化。他利用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共建的平台（WorldMap），对中国文史数据和地理信息进行数据库建设和空间分布的可视化分析，发现在《全元诗》《全元文》中，江南文人已经占据领先地位，《四库全书总目》中江南地区的作者数量也首屈一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主要从儒学发展的视角探讨江南文化。他认为，与北方儒学的实证性相比，南方儒学侧重于思想的创造性，同时更关注现实，呈现出经世致用的倾向。他提出，今天江南儒学的发展应注重把握人和理的统一，同时加强不同思想、观念的互动、交流、融合，关注社会的变迁。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田汉云指出，清代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与扬州学派迭代崛起，二者对江南学脉的建构都卓有建树。二者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主脉的建构是日趋精进的，是诸多学者合力的结果。

    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林木从中国美术史角度，分析了江南美术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他认为，文化的中心地位自古至今是一个变换游移的过程，江南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至少从元代开始，中国的美术文化中心开始摆脱政治中心的束缚，形成了独立自足的江南美术文化。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分析了“吴门画派”的生成与延续，认为吴门画派见证了现代中国画和油画民族化曲折演进的历史，更共同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和完备，使苏州文化彻底融入整个中国美术史的进程中。

    针对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认为，这一工程固然可以以江南为主，但又不必仅限于江南，如泰州学派、明代书院文化等都可以纳入整理与研究的范畴。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则建议，在整理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时，江苏应采集进呈的书目——《江苏采辑书目录》；此外，应厘清“历代江苏籍学者”这一概念，从而加强江苏流寓文人研究。

2.发展江南文脉的自身品格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江南以其富饶的物产和丰富的人文底蕴，不仅哺育了一代代江南人，也奠定了其开放包容、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精神品格。

    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表示，江南文化既有精研细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有实事求是、实业救国的果敢担当，并认为江南文化的慧心与灵气将在当代信息科学和生物技术上大展宏图。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提出，江南最值得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的有四条文脉：一是历史文脉，指江南地区崇德尚礼的历史资源，这造就了江南强调和谐的精神道统；二是商贾文脉，指江南地区经世致用、义利兼顾的经商文化资源；三是红色文脉，指江南地区近百年来在革命和建设中自强不息的文化资源；四是艺术文脉，指江南地区品类丰富、风格多样的文艺资源。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从空间、时间、文学等多个维度探讨江南是什么，并认为江南具备“生活”“自然”“知识”等关键词，因此江南也可称为“人文江南”“绿色江南”“创新江南”。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认为，“江南性”应该在比较中得出，比如常州人喜欢游幕，喜欢群体生活，他们会同时阅读某一种书并加以批注。江南文化的发达，与江南文献的体系化关系密切，也与文人结社有关联，江浙皖清代文人结社的数量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认为，在研究江南文学时，应该注意江南地区的共同性、差异性及独特性，如近代江南普遍存在的“奇女子文学”（共同性），而各种“点将录”文体即是江南特有的文化现象（独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春晨从伦理角度阐述了江南精神，例如顾炎武等人身上的江南精神超越了功利，传达了心系天下的情怀。

    江南文人的家风是江南文脉自身品格最直接的体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孔庆茂讨论了无锡钱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无锡钱氏是近代著名的文化世家，不仅有钱基博、钱钟书等文学家，钱钟韩、钱钟泰等科学家，还有钱孙卿、钱中汉等社会活动家，而这正是无锡钱氏的家教与家风涵养的结果。东南大学教授王华宝分析了江南文士段玉裁的文化观念与从政理念，段家有“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促成了他“君子之直立”的品格、“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以及“清廉亲民”的为官理念。

    运河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张强论述了春秋时期吴国开拓运河的相关历史，认为吴地水运体系的建立，第一次使运河与钱塘江、长江、淮河及黄河建立了联系，对后世水运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认为,南京虽非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但其城市发展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共生共荣。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益考察了16至18世纪江南的出版业，认为明代商业出版主要由江南书籍市场推动，并形成了完善的分工体系，如徽州刻工遍布江南，这些有助于通俗小说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书录则提出明清江南文人与商贾的密切互动，而商贾活动也对明清文学产生诸多影响。

3.传播江南文脉的海外影响

    “江南”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化概念，也具有全球史的意义。江南文脉源远流长，并辐射海外，在东亚特别是日本，影响尤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认为，江南在东亚地区有着丰富内涵，并根据朝鲜外交使臣的《燕行录》，对其中“江南”“小江南”等词进行分析，提出“江南”在当时的朝鲜人心中不仅是富庶繁盛、人文渊薮之地的代称，更是“大明”（即明朝）的代名词，是他们心中特殊的政治意向与未来寄托。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着眼于江南文脉在东亚的空间流衍。他以《世说新语》为例，介绍了书籍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抄、注释与仿作等情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稻畑耕一郎认为清代苏州文人顾禄与江户时代日本文人的交流是双向的，并将《清嘉录》这部记载江南风土人情的笔记在日本存在的覆刻本作为这一交流的主要成果。

    器物文化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江南人民精致典雅的物质文化追求与精神特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则从苏州戏、江南饮食、江南园林、古董收藏、吴人风格等方面阐述了江南风尚对周边各国以及西欧的文化以及经济影响。

    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视野下，江南文脉应当如何走向世界？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何包钢认为中国提出的文明沟通、平等对话等原则，有利于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克谦讨论了《江苏儒学史》的写作范畴，并在全球文化对话交流的背景下，探讨了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江南文化中寻找人类价值的阐释基础，强调虽然中西方文化对人类核心价值的阐释路径、方法、角度不同，但是有关回归人本身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两者是相通的。

    本次论坛还发布了江苏文脉整理和研究工程首批成果《江苏文库》86册图书，举办了“古韵苏风——名家作品展”，集中展出31幅历代江南书画精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樊和平总结本次论坛取得的主要成果：一是江南文化意识及其时代推进。论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大视野下研讨江南文化，致力推进长三角文化发展一体化，是江南文化从文化传承走向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二是文脉传承创新理念及其文化形态。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江南文脉不只是繁荣和富庶，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及其理论表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感是江南文脉的内核与精髓。三是关于江南文化的文化使命及其文化理论。论坛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传承传播及其国际经验、文化传承的国际对话、博物馆与江南记忆等开展专题理论研讨，在传承发展江南文脉的现代文化使命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江南文化是苏浙皖沪“三省一市”共同的文化标识、共有的精神家园。本次论坛，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深化交流合作并达成共识，新时代下应在江南文化研究上形成合力，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有效的智力支撑。

    （本报记者 刘剑 苏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