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学者做冷门学问

    文榕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图书馆员。

    生于1951年的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插过队，当过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英语专业大专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作，半辈子都在和图书编目打交道。

    可到了业余时间，文榕生又成了一位学者，研究的还是一个少人问津的冷门学科——历史动物地理学。

    作为“体制外”的学者，他不用申报课题，自然也没有什么科研经费支持，却接二连三地写出大部头著作，为学界所瞩目。日前，他的新作3卷本、400余万字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大鲵、扬子鳄、朱鹮、大熊猫、虎等50多种野生动物在华夏大地繁衍生息、迁徙流动的历史，在书中一一得以呈现。

1 投身绝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经》中的这首《关雎》，千古传颂，诗中的古代动植物名称“雎鸠”“荇菜”也随之流传。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类似的鸟兽草木之名还有很多。这些动植物今天叫什么名字？历史上生活在什么地区？现在又是如何分布的？

    文榕生多年来所专注的领域，就是将这些古文献中的记载与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古脊椎动物研究、野外动物调查等资料综合比照，研究各种珍稀动物在中国历史上的静态地理分布与动态变迁，这门学问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

    “对于全球虎的起源与地理分布、变迁状况，学界多推崇外国学者的研究。直到近年，我们全面、系统地对早更新世以来中国的虎分布与变迁进行研究，才根据确凿的实物标本、不间断的文献记载、现代野外调查等得出结论，正本清源：虎起源于中国黄河中游，曾经扩散于我国80%以上国土，后才跨出现国境，在本土分化为9个亚种，现有亚种仍居全球之首。”

    “迄今出土的中国熊科遗存中，仅有山西武乡县的一例确定为马来熊，而现存马来熊只生活在云南南部和西藏东南部。从武乡到西藏、云南之间的辽阔地带，不仅多有熊科遗存出土，更存在历史上马来熊分布空白。我们通过搜寻古籍记载，已经证实马来熊的分布曾达到黄河南岸。如若在熊科遗存中再鉴定出马来熊，既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马来熊的分布，也很有可能拉近与武乡马来熊的分布距离。在古代，马来熊并不是仅在热带繁衍生息的动物。”

    …………

    谈起自己近些年的新发现，文榕生如数家珍。

    “文榕生所研究的时段，从距今200多万年的第四纪甚至更早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把古地理、历史地理和近现代地理时期的动物分布变化研究连贯起来，这在以往研究中还无人这样尝试，具有开拓性意义。”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看来，过去，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河流、湖泊、海岸线、沙漠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动物地理的研究则相当滞后，“历史文献中的动物资料非常分散，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文献记载中的异名多达几种甚至几十种，再加上我国历史上的地名多有变化，一般研究者很难分辨清楚，所有这些，使历史动物地理学成为一门极有难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门绝学。”

2 青出于蓝

    面对这样一门绝学，文榕生这位退休图书馆员为何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扉页上，印着这样几个字：“永远缅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开拓者文焕然研究员”。文焕然生于1919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师从谭其骧，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首任历史地理学科组组长，也是我国首位从事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他还是文榕生的父亲。

    文焕然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从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梳理出了竹林、荔枝、亚洲象、马来鳄、孔雀、长臂猿、犀牛、扬子鳄、大熊猫等动植物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分布和变迁状况，揭示了许多大自然的奥秘：距今7000年前，亚洲象分布在最北界线约在今北纬40°左右，那时，在今天的北京附近都有野象分布；距今2500年至1000年间，在今天的长江流域周边还有野象的活动；一度濒临灭绝的“国宝”大熊猫，曾在江南、华北一带广为分布，直至20世纪20年代，大熊猫才在江南、华北绝迹……如今，许多动物变迁的历史过程已被人们视作“常识”，而文焕然就是那个发现常识的人。

    1986年，67岁的文焕然去世，留下大量手稿，那是他未竟的事业。

    “我与文焕然先生虽非同一单位，但过去在一个大楼里办公，相邻而处，时常切磋学术。每当我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常看到他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说，文焕然去世后，他既为这位优秀学人的离去而感到可惜，也惦念着历史动物地理学这门学问是否后继有人，“记得文榕生辗转联系到我时，带来几部经他整理出版的焕然先生遗作。顿时，焕然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就是在整理父亲遗稿的过程中，文榕生萌生了继续研究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想法，从此发奋自学。几年后，当李文华再次见到文榕生时，文榕生已经独自撰写了《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等专著，后来还受邀参与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的编纂。

    李文华深知，文榕生虽有家学传承，但更多的还是靠自学，“作为图书馆员从事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他无缘获得课题经费，科研成果对晋升助力不大，但经30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锲而不舍，也获得丰硕成果，实乃青出于蓝。”

    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后记中，文榕生没有过多讲述自己的学术之路，而是罗列了百余人的致谢名单，其中有侯仁之、史念海、陈桥驿、葛剑雄、辛德勇等历史地理学家，也有贾兰坡、刘东生、马世骏、施雅风等院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对文焕然的敬意，出于对文榕生子承父业的鼓励，无私地伸出援手。

    2008年，当文榕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出版遇到困难时，山东科技出版社“不问出身”，启用社内“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给予支持。国家出版基金更是连续三次对文榕生的专著予以资助。

    “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表明了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对我们作者来说，正是雪中送炭。”对于各方的帮助，文榕生十分感慨。

    然而，在王守春看来，虽然近些年来文榕生成果频出，但毕竟形单影只，“历史动物地理学现在处于后继乏人的局面。由于种种因素，历史自然地理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正处于未老先衰的状态，亟待学术界以及相关部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予更多支持，让这一门绝学得到延续和发展。”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