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唐诗选本中的诗学反思

    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前代唐诗选本的重新编注，如冯舒、冯班《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陆贻典等《唐诗鼓吹注解》，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选》，王士禛《十种唐诗选》等；二是清代学者自己的辑选，如邢昉《唐风定》，顾有孝《唐诗英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龚贤《中晚唐诗纪》，徐增《而庵说唐诗》，王士禛《古诗选》《唐贤三昧集》，陆次云《唐诗善鸣集》，李沂《唐诗援》等。诗歌选本颇能体现编选者的用心和眼光，同时深刻反映彼时的诗学风气，诗歌评注亦会贯彻自身的诗学理论。因而，于清初唐诗选本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复古是明代的主流思潮，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在明代影响甚大。明人结社成风，除了七子，还有唐宋、公安、竟陵等诸多流派。这些流派一方面促进了明代诗学流变的多样态，另一方面诗学主张本身的缺陷也形成诸多流弊。

    清初诗学竭力突破“诗必盛唐”的藩篱。明代前后七子标榜复古，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要求诗歌创作以盛唐为榜样。诗坛盟主钱谦益对此提出了强烈批判。唐诗选本是钱谦益宣扬其诗学主张的重要领域，他曾为《唐诗英华》《唐诗鼓吹注解》《唐人咏物诗》三种选本作序。《唐诗英华序》云：“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钱谦益指出唐诗四分法始于宋末的严羽，形成于明初的高棅，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分法“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唐诗鼓吹注解序》）。而以编选诗歌为务的唐诗选本是扭转这一“讹谬”的最佳方式。清初唐诗选本多选中晚唐诗，或是通选四唐。如重新评注《才调集》和《唐诗鼓吹》，二集收诗以中晚唐为主；《唐诗英华》中晚唐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甚而出现了补缺性质的《中晚唐诗纪》，龚贤《中晚唐诗纪侨立姓氏说》云：“《唐诗纪》有初、盛，而无中、晚，以中、晚篇帙浩繁，难于裒辑。人有斯志，未见成书。今余遇一家便刻一家，各各首尾完具。”大多数选本尽量做到四唐并重，没有偏废。

    前后七子标举盛唐的同时极力贬低宋诗，“明代诗人，尊唐攘宋，无道韩、苏、白、陆体者”（乔亿《剑溪说诗》）。清初诗学则“祖宋祧唐”，为宋诗恢复名誉。七子的复古主张不谬，大谬的是以模拟、剽窃为创作门径，“万历间，王、李盛学盛唐、汉魏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騕袅、写西施者也”（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济南以‘唐无古诗’一语抹杀，缉缀选句成篇，遂开袭取之路”（俞南史《唐诗正凡例》）。因而，纠正七子的失误，不仅要清理其偏颇主张，更要指出一条正确的复古途径。复古并非仅仅学习秦汉之文、盛唐之诗，而是“转益多师”。既然要全面、综合地继承古人，那么宋诗就不应被排除在外。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虞山钱牧斋先生，乃始排时代升降之论而悉去之，其指示学者以少陵、香山、眉山、剑南、道园诸家为标准，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在钱谦益的推动之下，清初诗坛形成学习宋诗的风潮。

    清初诗坛在宗法唐宋上经历了几番转变，首先是由中晚唐诗而至宋诗，正如陆次云《善鸣集序》所言：“学者共识其非，厌蹈袭而思变通，始复中晚、宋人之诗是问。”客观来看，中晚唐诗和宋诗皆有缺陷，若要确立诗歌典范，还需理性看待盛唐诗。其次是由宋诗又至盛唐，明人的“诗必盛唐”具有排他性，清初唐诗选本并未因批判明人而有意贬低盛唐诗。张揔《唐风怀序》称唐诗“大抵历初盛而中晚，无事区分而运会代迁，俯仰自异”，“各极其致，岂遂相非”。唐诗的阶段性特征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诗人学作诗也大多会选择学习盛唐诗，邢昉《唐风定序》中叙述自己学诗的过程，先学汉魏，后来“事盛唐名家，久之，益酷嗜，遍及钱、刘之清婉，韩、孟之镵刻，寖能穷探旨趣，究极原委逾二十年”。盛唐诗的价值有目共睹，“是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李沂《唐诗援序》），何况中晚、宋元亦是皆学盛唐。因此，“盖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善学宋、元诗者，当仍于唐诗求之”（汪立名《唐四家诗自序》）。宗唐的代表人物是王士禛，王渔洋论诗主“神韵”，“神韵说”的支撑点是盛唐诗歌，其《唐贤三昧集》“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录其尤隽永超诣者”。王渔洋的宗唐有别于明人的专事模拟盛唐，何世璂《燃灯纪闻》载渔洋之语：《三昧》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王士禛正是以“真盛唐”来纠正明人之偏，以及清初诗坛的宗宋之偏。

    明诗学提倡的复古最终流为拟古，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拟古之弊，清初诗学再提诗教说，主张诗学传统的回归。钱谦益倡导学习《诗经》，他在《唐诗英华序》中批评严羽论诗“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完全背离了诗教传统，“三百篇，诗之祖也”。议论、道理、发露、指陈皆见于《诗经》，不能弃之不顾。清初唐诗选本对风雅诗教极为重视，《唐诗英华》选“唐人多有讽咏时事、关系国家得失、寄托五十六字中者”（顾有孝《唐诗英华凡例》），《唐风怀》选“进唐风于汉魏、《离骚》、《三百篇》”者（张揔《唐风怀序》），《唐诗正》所选之诗“虽有不同，总欲归于大雅”（俞南史《唐诗正凡例》），《唐诗掞藻》“大要有关于庙廊者，乃登是选，亦以使雅颂之遗音不泯”（高士奇《唐诗掞藻序》）。二冯之所以评阅《才调集》，也是因为其“不入于风雅颂者不收，不合于赋比兴者不取，犹近《选》体气韵，不失《三百》遗意”（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邢昉《唐风定》更是明确标举雅正，其选诗皆以雅正为标准，分体编排，每一体内分“正风定”和“变风定”，如评魏征《述怀》：“清和夷雅，卓立四子之前，允为正始。”评韩愈《秋怀》：“哀伤太露，为变风之始。”清初诗学以风雅比兴、温柔敦厚为批评标准，努力将创作引向时事、引向生活，不悖复古原则的同时，为诗坛指明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明七子的模拟之风必然导致诗歌创作缺乏真情实感，公安派、竟陵派继起纠偏，却又流于俚俗冷涩。清初诗坛深受其害，戴明说《重校唐诗类苑序》云：“今之为诗者，乃或拾公安之唾余，藉竟陵之羹渖，以空踈为高贵，以浅薄为清虚。”对此清初诗学重提“真诗”，强调真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明代诗坛其实一直在提倡“真”，从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到王世贞的“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但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将“真”落实在“真情”上。李振裕《唐诗善鸣集序》云：“其意无论时代，要取真诗为贵。夫诗所以为真者，何也？曰情也。诗以道性情。”只有“情真”才能写出“真诗”。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云：“况诗发乎情，不真则情伪，所以从外至者，虽眩目悦耳而比之刍狗衣冠；从肺腑流出者，虽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须善为之。”诗歌不论雅俗，只要真情流露就有其可取之处。“真情”进而可释为性与情的不可抑制，金圣叹《唐才子诗序》曰：“无情犹尚弗能自已，岂以人而无诗也哉！离乎文字之先，缘于怊怅之际。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欻焉善逝。于是而情之所注无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人之性情本来无穷无尽，性与情的挹彼注兹是诗歌创作的源泉。清初评诗多重真情，如徐增《而庵先生说唐诗》评杜甫《秋兴八首》：“秋兴者，因秋起兴也，子美一肚皮忠愤，借秋以发之，故以名篇也。”“人断处偏不肯断，人连处又偏不肯连，此老一生倔强，所以成得一个诗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将何者与人倔强也！”“忠愤”“倔强”是杜甫的真性情，抒写真性情的诗最是好诗。

    总之，清初诗坛对明诗学进行了全面反思，在反思中新的诗学思想逐步形成直至最终确立，唐诗选本通过选诗、序跋和笺评，参与其中并成为有力阵地。

    （作者：韩宁，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