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字最多无一似

    一千六百多年前晋代书圣王羲之创作《兰亭集序》的故事如今广为流传，与之相关的逸事多围绕书圣的成长或者真迹的去向，而对普通书法爱好者来说，另外一个兴趣点在于：《兰亭集序》被后人盛赞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整幅作品精美绝伦，更因这篇手书序文中，字字独具风采，同字异写更是变化无穷，其中二十个“之”字无一雷同，谚语“之字最多无一似”便是对王羲之这种超凡笔法的称赏。

    分布在原帖中的二十个“之”字，形态各不相同，这种因语境、句式和书写布局呈现出的不同笔法、空间结构和内在韵味，究竟是书家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主动遵循，还是临场发挥随机的、自然的结果，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姑且将此争论放在一旁，单从结果上看，《兰亭序》中二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客观上贡献了书法创作上从形式到内容层出不穷的新意，避免了雷同导致的乏味，较之临摹前人书帖时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创新”。

    时下，创新是广受关注的时代主题，其概念、理论、方法盛行。创新已然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不仅体现在国家近年来对创新、创业的持续倡议和政策扶持，也体现在民众对创新创业的热烈响应和实践，更反映在学术界对创新理论、创新方法等领域高密度的研究投入和产出。过去十年间，学界以“创新”作为关键词的文章数量激增，学者追根溯源往往言必称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而造成了一种大众印象：即一把名叫“创新”的“利刃”，是1912年由奥地利学者熊彼特铸造雏形、并由后继者们在过去一百年间锻打、磨砺而成的。然而树欲参天，其根必深，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不妨做些逆向思考：当代与创新相关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是以本民族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为支撑的？西方近代创新理论，可以视作一种用于加速或者放大中国创新活动的“理论化肥”，而创新的基因和种子，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去寻找。

    作为一名对传统书法艺术兴趣浓厚的爱好者，我尝试用当代创新视角去回顾一千六百多年前，以王羲之为代表人物的书法技艺演进过程，探寻其是否具备创新行为的一般特征，或许能获得些有趣的发现。

    当然，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我们还是绕不过熊彼特这个名字：在西方，作为“创新之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创新意味着“毁灭和自我更新”，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创新的过程应区分为“‘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两种情况”，作为创新主体，“其核心职能不是经营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一种原有资源基础之上的‘新组合’”——等基本观点，的确将创新理论引向更为深入的思考。

    与之对应，王羲之对书法技艺的贡献，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创新特征。

    王羲之对书法变革的贡献，是书法家“内生”变革的典范。他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语有大纲，即有所悟”，先师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博采众家之长，正书师法钟繇，草书师法张芝。钟繇以楷法之祖为人称道，而张芝则是我国第一位草书大家。王羲之以前辈大师为楷模虚心学习，最终做到了“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种艺术革新，首先是跳出了当时的窠臼，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革命性”发展：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将行楷二体向前推进，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使其便捷易识，在继承钟繇楷书古朴精简、张芝草书数意兼包的基础上大胆变化，完美兼顾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文字书写体式形成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笔法观念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更是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变革，以不断变化的手法和笔态，避免千篇一律，做到随类赋形，因势生形，字字相生，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字，则照顾其所处环境、位置，保持该字独立个性的同时，做到与周围和谐统一。《兰亭集序》中二十个神态各异的“之”字，就是这种笔法的代表性应用。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抓住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体特点。

    人们谈及创新，往往更多着眼于“发展”（即质变）的结果，而忽略“增长”（即量变）的前提，王羲之的书法创新则是量变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古语“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说的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张芝，在水塘边上练习书法，天长日久，洗笔竟把整个水池洗黑，后人称之为“墨池”。《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这种态度，可以视作王氏对增长型“量变”的肯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具有相关语义的“笔秃千管”“秃笔成冢”等成语流传甚广，也说明书法家群体对量变积累的集体重视。

    在临池水墨的基础上，王羲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是对同时代书法技艺、要素进行的重新组合。伴随其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峰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王羲之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的同时，尝试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王羲之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委婉含蓄，遒美健秀，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挥洒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王羲之一跃成为一代书圣，完成了书法技艺上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创新不仅仅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新带来的丰富性、选择性实际上也是百姓个体生活中的日常诉求：我们平日吃饭要鲁淮川粤，听戏要京昆豫越，穿衣要棉麻绸缎，文艺创作要琴棋书画，理论探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不是某一特殊时期的工具性政策导向，而是组织和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持续动机和永久活力，值得我们从各个层面，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总结、品味。

    （作者：王枫，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