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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至14日，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召开，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将在两周时间内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等内容进行谈判。
本次大会的首要目标是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此次峰会是三年前达成《巴黎协定》以来最重要的一轮谈判，也将成为各国对《巴黎协定》承诺最大考验的一次气候谈判峰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所长马克·霍登教授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极为严峻形势下举行的一场非常复杂的磋商，“中国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引导此次磋商取得真正成果。”
记者：您对本次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峰会有何期待？
霍登：本次会议主要为《巴黎协定》建立行进指南，即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细节以保证《巴黎协定》的可行性，因为2020年《巴黎协定》就将开始生效。因此，本次峰会是各国为《巴黎协定》顺利实施保驾护航的最后机会。《巴黎协定》行进指南长达几百页，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交互性非常强的工程。因为涉及气候变化一些因素必须与另一些因素同时进行协商，密不可分。比如，筹资问题就必须与损失与损害同时进行协商。因此，这次峰会将是一次非常复杂的协商。
记者：您认为本次气候变化峰会中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霍登：资金或者筹资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资金流动。另外，损失和损害问题也是比较难以协商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发达国家对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国家的赔偿额度。有些发达国家停止了绿色基金拨款，因为它们担心对发展中国家的赔偿会难以控制。而太平洋岛国等和气候变化中的脆弱国家则认为损失和损害是平衡发达国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排放份额问题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使用化石能源加大污染气体排放才产生的，而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获益。
记者：最近两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执行《巴黎协定》相关的减排措施及减排目标方面受到很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莫里森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
霍登：澳大利亚政府是《巴黎协定》缔约国之一，承诺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确定2030年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26%，最多可能减少28%。目前，在澳大利亚政界争论不休的是澳大利亚是否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实现这样的减排目标。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说澳大利亚目前尚未出台实现其2030年减排目标的政策。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也预计到2030年不能实现该减排目标。因此，我们看到在减排目标和现有政策上存在差距，在公众民意和政府减排政策上也存在差距。超过75%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政府在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更大的作为，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我们还看到科学圈与政府气变政策的差距。根据减排目标，我们必须快速应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发布关于1.5度温控目标的特别报告，包括澳洲在内的不少二十国集团成员的政策行动都与其减排目标存在一定差距。
记者：您认为澳政府此次卡托维茨气候峰会将有何贡献？
霍登：我想澳大利亚政府会在协商中表现出专业性并保持平衡立场，也将作出一些妥协来推动《巴黎协定》前行，并且完成我们已有的减排计划。我们已经对减排作出承诺，对太平洋岛国作出承诺，对《巴黎协定》的1.5度目标作出承诺。我们的行动计划是否有效也许可以讨论，但我们承诺的目标不会变，而且将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您对中国在这次气候峰会上有何期待？
霍登：中国是气候变化议题的主要参与国。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采取了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上非常活跃。两个月前，我受邀到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坐车沿着河西走廊旅行，看到很大规模的风能发电厂，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很好举措。我想对中国而言，比较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可再生能源是比较经济和环保的，但这需要现有的电力公司和供电机制给予大力支持。我也期待中国能够持续应用可再生能源，采取更大胆的计划将可再生能源更好地融入未来经济发展中。至于此次气候峰会，很明显，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全球应对气变问题留下了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真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本次峰会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中国能源政策的进展，其中包括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效应，以及中国在应对气变上所取得的成绩，并推动此次谈判取得预期成果。
（本报堪培拉12月6日电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王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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