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者杜鹏程

    杜鹏程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全国著名作家行列了，而此前做记者时期的生活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最初孕育他艺术创作生命的关键一环。

    杜鹏程早年参加革命，早已是新华社西北前线著名的随军记者了。他经历了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最艰苦的时期，受到了保卫延安伟大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尔后，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万里行军，随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一支部队，出生入死，转战于陕甘青新数省，最后，直达帕米尔高原下的喀什。可以说，他是西北地区征途最远的新华社随军记者。

    杜鹏程是战士化的知识分子，他待人热情，长于交往，无论是军首长、旅首长，还是普通战士、伙佚，他都谈得来。他长于写消息、写通讯、写特写，而且速度快，倚马可待。这也是他出色完成新闻报道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0年秋冬之际，杜鹏程夫妇奉命从帕米尔雪山下的部队驻地启程，回乌鲁木齐参加新华社地方分社工作。杜鹏程回到乌鲁木齐后，分社社长蓝钰就宣布他是新疆分社的编委。不久，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还来过一封电报，给他以新华社西北特派记者的职称。但，这个职称在当时只有努力做好记者的责任，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与实惠。

    1952年春，闻捷到主持新疆分社的工作。闻捷把杜鹏程派往北京新华总社实习，而他的小说《保卫延安》也大致完工了。杜鹏程快要去当作家了，但他对于到总社实习仍十分认真。他常常写信回来，结合实例分析介绍总社取舍新闻的依据。他认为，只有那些勇于深入实际，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挖掘新闻，以此来丰富全国的报道的，才算是掌握了全国观点的真谛。

    他不仅为此大声疾呼，更带头实践。他在总社实习了3个月，一回到分社便立即深入实际，投入到紧张的采访中去。那富有浓郁地方民族色彩的通讯《哈萨克族的猎手》，不过两千来字，却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哈萨克人崭新的生活面貌。这是他在一个牧区工作会议上采访到的。整个采访都是由分社哈萨克族干部夏克尔同志做翻译。夏克尔说，老杜采访深入而细腻，对地方民族风俗习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言一语都不放过，一直要问得如同亲临现场一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闻捷也非常赞赏杜鹏程深入采访的作风。闻捷说，很多人做记者，除了稿件上所写的材料，常常一问三不知。杜鹏程不同，他的稿件上是生机勃勃的材料，他的笔记本上还有许许多多生动的材料。他掌握的材料非常丰富，这是他能够厚积薄发，举重若轻，写好通讯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重读他那已经显露出大手笔的通讯《哈萨克族的猎手》，短短两千来字，哈萨克族牧人猎狼的生动场景，猎人剽悍的神情，如历历在目。

    杜鹏程不大同意记者虚构。在他看来，实际生活是非常丰富的，真正的好记者是用不着虚构的，问题是记者的采访必须投入异常艰苦的劳动，必须到第一线去。一旦投入第一线采访，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整个的感官，每根神经都必须紧张地动员起来，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捕捉到足够的活生生的事实，将所要了解的事与理达到非常清晰明白的程度。正因如此，他不止一次向闻捷提出请战，要求深入到基层去。闻捷答应了他的要求，1952年夏天刚刚过去，他便与王立忱、艾海提3人做了一次往返3000公里旅程的南疆采访。3个月过去，这便有了《戈壁滩上新城——阿图什》《喀什的巴扎》《三喜临门——访土改后的帕克太里克乡》《卡思木——十二木卡姆的老艺人访问记》等一批优秀通讯的出现。这后一篇，也为发现和挽救新疆维吾尔族一部最伟大最丰富的古典音乐贡献了力量，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还来不及系统地整理民族文化，而在当时，能够几天几夜将十二木卡姆演奏到底的老艺人，已经没有几个在世了。

    他们的采访行程是非常艰苦的，也曾有一种传奇的色彩。到阿图什去，因为一时找不到汽车，也无人陪同，他们便买来3头毛驴，骑着从一个村到一个村采访，就像浪迹于沙漠绿洲的3个阿凡提。回喀什那天已深更半夜，虽然喀什有他众多的战友，但他不愿打扰别人的睡眠，在他的提议下，3人便铺了各自的老羊皮大衣，双腿伸进袖筒去，以大襟遮身，在街头露宿到拂晓。

    他对生活的艰苦是从不在意的，但对采访与写作却是百般认真。只要读读他笔下的通讯，便立即会发现他从不放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细节。他访问喀什“巴扎”上的生意人后写道：“铺面都是一小间又一小间，外面有两扇门，没有柜台，地板上铺着地毯，做生意的人，就盘腿坐在里面卖货……”

    他长于写人物，笔墨不多，人物却大都栩栩如生；他善于写情景，即使只言片语，也能传神。在他看来，写作是重要的，但采访更重要，是采访决定写作。而采访，又不在于记者有口若悬河的本领，全在于能够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使被采访者将肺腑之言倾诉给你，将一颗赤诚之心掏给你。即使平常待人接物，也是如此。他去看望艾海提的母亲，一位典型的南疆维吾尔族家庭妇女，心地善良，却不善言谈，谁知与杜鹏程攀谈起来，她竟如见了亲人一般，将全家的情况、个人的坎坷经历，以及儿女夭折的种种伤心事，全倒给他听，坐在一旁的艾海提对这件事情印象极深。艾海提曾经感慨地说，母亲生育了我，20年了，可如果不是老杜去看望母亲，我恐怕至今无法知道我的家世，以及她经历的那么多磨难。

    不善于观察的记者，笔下是不会有现场感的。不能与人交心的记者，更是无法写出感人肺腑的文章。杜鹏程这两方面都有所长。

    1978年，他在为《保卫延安》所写的重印后记中重提战争年代。他写道：“我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

    （摘编自杨克现：《杜鹏程在新疆》，《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