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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64岁。这一年，他与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的30余年间，该书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
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63岁。这一年，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至今的近20年间，这部教材广为全国各高校所选用。
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年至花甲，进入学术成熟期的他们，将如何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史？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提起了袁行霈的判断：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
“如果真有一天，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做好准备吗？”程苏东有些忐忑。
面对继承、突破、创新的学术使命，不少中青年学者像程苏东一样：忐忑，甚至困惑、焦虑。与此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些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对学术的情怀犹在，锐气犹存，思考仍在继续，脚步未曾停歇。
1.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
“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生历程与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同步，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走入研究领域的时间多在21世纪以后，显得相对滞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叶楚炎提出，21世纪以后入行的学者，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换个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
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程苏东发现，在他所专注的先秦两汉范围内，“《庄子》的散文艺术”“《史记》的叙事艺术”之类的重要文学问题，已经被前辈学者论述得非常充分，于是他一度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文学转向经学。
当前辈学者的“跑马圈地”告一段落，后辈学者的“精耕细作”则是必然。如今，古籍数据库的涌现，域外汉籍的回归，文献整理出版的加速，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使旧材料的检索、利用更为便捷，为“精耕细作”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过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根据新发现的《〈儒林外史〉题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志良得出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结论。这被视为利用新材料取得新突破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做博士后时，合作导师让我做‘《陶渊明集》研究’这个课题。我当时整个人是慌的。《陶渊明集》研究，前有袁行霈先生那座高峰，我们怎么爬过去？”随着研究深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蔡丹君发现，过去的《陶渊明集》研究更加看重时代更早的宋代刻本，却忽略了对传播陶渊明作品起到重要作用的明代、清代刻本，而且学界没有对前人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追根问底的思考，“我们去看宋递修本的《陶渊明集》，其中有一页与其他页不一样，明显是补进去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像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问题，从没有人讨论过。”
在有些学者为寻找研究题目而犯难的同时，主要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却在感慨题目多得做不完。
“域外所存的汉籍资料可以用‘海量’来形容，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卞东波看来，域外汉籍与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是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学术研究没有止境，研究领域和论题也决不会有枯竭的一天。”许昌学院副教授姜荣刚认为，“我们不仅不应对未来悲观，反而应该更加充满期待。”
2.从“干巴巴”到“人情味”
“我们都是抱着对文学的热爱来到中文系，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鹏飞道出了很多学者的“初心”。不过，真正走进学术圈，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研究不得不与文学渐行渐远。
当下学界关注“文献”太多，关注“文学”太少，是让中青年学者离文学越来越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梳理了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脉络：80年代初，艺术分析成为热点；1985年，转向方法论研究；90年代，方法论退潮，文献整理与研究“井喷”；2011年，开始呼吁文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文献“井喷”的影响波及至今。刘跃进观察到：“学者在申请一些重大项目时，课题如果沾上‘文献’，就容易通过，而且文献整理的规模越大越好。”查看一下不久前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在古代文学领域，“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与“文献”相关的项目着实不少。
“对作者、文献、时代背景等客观知识的研究当然是特别必要的，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是现在太多的研究就停留在这个地步。”阅读了近年来发表的大量论著，李鹏飞认为，文学的研究不应该完全是这样，“不仅和我同辈的学者，很多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文献的整理出版日益丰富，但文献的利用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真注意到，近来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作者提出自己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其实，1938年学者就发掘了这些材料。
“这些文献已经发现80年了，为什么今天的学者在研究时还认为是新材料呢？”吴真指出，近些年，在她所从事的古代戏曲领域，以往堪称罕见的海内外古籍大量整理出版，但学界并没好好消化这些“井喷”式涌现的文献，“几十年积攒下来一屋子的砖瓦，我们要用它们来建造什么样的学术大厦？”
现在，吴真日渐认同一些前辈学者的看法：文学研究最本位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指向“人”，“具体到戏曲研究中，就是社会制度中的人、历史事件中的人、地方文化网络中的人、演剧环境中的人，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活动构筑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为什么有的研究看起来干巴巴？为什么有的研究充满了人情味？几年前，刘跃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研究文学史，如同研究历史一样，中心还是人。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所谓了解的同情，大约在此。”
如今，刘跃进的观点引起越来越多中青年学者的共鸣。对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新文学史，人们或许可以有这样的期待：更为真切的人文关怀，更多活生生的“人”。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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