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与《诗经》学

    学界多知郭璞在玄学、游仙诗及训诂学等方面的建树，而甚少关注其《诗经》学之成就。郭璞曾著《毛诗拾遗》《毛诗略》两部《诗》学著作，又注《尔雅》等书，其中有较多引《诗》材料。郭氏的《诗》学著作皆亡佚，清人马国翰从诸书中辑录郭璞《毛诗拾遗》佚文7条，其中或掺杂《毛诗略》佚文。结合其《毛诗拾遗》佚文及《尔雅注》引《诗》材料，则郭氏《诗经》阐释特征及其价值约略可见。

    其一，摘句注的注释体例。这里所谓的摘句注，是与传统意义上完整的通体类《诗》学注疏相对应的。从诗篇中摘取有限诗句进行注释的注经体例，其形式颇似诗歌中的摘句评点。从《毛诗拾遗》佚文来看，大多先引《诗》句，再就所引《诗》句中个别文辞作注解。由此推测，《毛诗拾遗》一书并非对《诗经》全书从头至尾作注，而是一部补充性的《诗》学著作。书名中“拾遗”二字亦有所体现，应该是选取先儒注解疏略或其以为未确之文句进行注释。此种注《诗》体例约兴起于魏晋之际，如三国魏刘桢《毛诗义问》、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及朱育等所撰《毛诗答杂问》等，皆采用摘句注的形式。表面看来，这种解《诗》体例似乎内容驳杂，缺乏统一的注释体系和明确的注释标准，但实际上内部皆有一个隐含的主旨。如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刘桢《毛诗义问》皆以名物解读为中心，韦昭等所撰《毛诗答杂问》虽是对《诗》学问题问答的汇编，但内容主要涉及《诗》名物训诂及音注。从《毛诗拾遗》佚文来看，郭璞注《诗》亦主要涉及名物训诂及音注。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的注经方式，摘句注能够摆脱《诗序》及《传》《笺》阐释的系统性特征的束缚，解说也更贴近《诗》之本文。

    其二，博物君子的注释视角。郭璞是著名的博物学者，其所注书籍多以“博物多识”为旨归。《尔雅注序》云：“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方言注序》云：“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俾之瞻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又《山海经序》云：“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可见，“博物多识”是其治学注书一以贯之的核心原则。《诗经》《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楚辞》《子虚赋》《上林赋》，都包含了大量与博物学息息相关的名物、地志、方俗、言语等方面的知识。郭璞倾力为这些书籍作注，正体现了他对博物之学的追求。从其现存的诸种注书中，也不难看出他对名物解读的重视与擅长，通识名物应是郭璞注《诗》应有之义。《毛诗拾遗》7条佚文均与《诗经》名物训诂相关，如“蒌似艾”，描述蒌蒿之外形似艾草；“葑，今菘菜也”“荏菽，今以为胡豆”，释“葑”与“荏菽”之古今异名。这与魏晋时期博物学大兴的文化风气正相契合，“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两汉典籍所载并无专门的《诗经》博物学著作，至魏晋时期，先后出现了刘桢《毛诗义问》、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及朱育等所撰《毛诗答杂问》、郭璞《毛诗拾遗》等多部专门的《诗经》名物训诂著作，《诗经》博物学也成为专门之学。魏晋博物学《诗》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解经倾向和学术追求，在延续数百年的经解章句之学外，彰显《诗经》博物学价值且不龂龂于一家之长短优劣。其对《诗经》所做出的纯知识性的解读，代表着一种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解经理路，实开后世以名物考据治《诗》风气之先。郭璞《毛诗拾遗》及《尔雅注》诸书对《诗经》名物的解读数量颇多，其对名物解读的细致及准确程度，堪与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媲美。《经典释文》《毛诗正义》中与郭璞《尔雅注》相关的300多条引文，除音注之外，几乎均与名物训诂相涉，且常被引来与陆玑的说法对举，亦可见其在《诗经》博物学方面之贡献并不亚于陆玑。

    其三，抛却门户之见，立足《诗》之文本。汉代经学与经济仕途有剪不断的联系，使得《诗》的解读有庸俗化倾向。尤其是今文三家《诗》在汉代皆立于学官，经世致用的实用要求，使得《诗》之解读具有浓厚的功利和牵合色彩。《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至于《毛诗》，《诗序》将《诗经》纳入美刺系统，与历史叙事联系起来。郑玄《毛诗谱》更是将《诗经》305篇置入整体性的历史解释系统中，其中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汉儒解《诗》必谈美刺，说《诗》间涉谶纬，追求微言大义，《诗》之文本义也往往被遮蔽。所以，汉末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诗经》解读也越来越关注《诗》的文本。虽然“郑王”之争几乎是魏晋经学主流，如王基、孙炎、马昭、孔晁、孙毓、陈统等皆以争论郑王是非为事，而学派争论之下，原本的解经之学逐渐变成解“注”之学，但由于王肃等人的《诗》注中已见重视《诗经》文本义之端倪，魏晋《诗》学仍成为关注名物训诂、音注以及风俗的博物《诗经》学。郭璞是少数未参与“郑王”之争的学者之一，其注《诗》或许可以尽量避免介入政治及学派之争，因而能抛却阐发微言大义的传统治《诗》理路及门户之见，立足于《诗经》文本作解。如《毛诗拾遗》佚文释“三英粲兮”，先引《毛传》“三英，三德也”的说法，后指出“英谓古者以素丝英饰裘”，规正《毛传》之说。考《诗》“三英粲兮”与“羔裘晏兮”连文，则“英”宜为“羔裘”上之“英饰”，《毛传》径由“羔裘”联系到德行，自然不如郭说贴近本义。

    其四，对传统《诗》学的大胆突破。郭璞在继承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又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个性化特征。其《诗》学观念较通达，并不奉先儒之说为金科玉律，敢于直陈毛、郑之失。《毛诗拾遗》佚文及《尔雅注》引《诗》中皆表现出明显的规正毛、郑谬误之意图。如《毛诗拾遗》佚文释“象弭鱼服”之“弭”，先引《毛传》云：“弭，弓反末，以象骨为之”盖为俗说之误，又引《左传》之文，结合“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为弓者”之知识经验，指明“弭”为弓之别名，以象牙为之，故谓之“象弭”。郭引“毛云”之文，其实涵盖了《传》《笺》的部分内容，一并规正毛、郑之失。《毛诗拾遗》7条佚文，有3条与毛、郑之说异，可以想见其全帙异于毛、郑者恐远不止此。又如郭注《尔雅·释诂》：“虺颓、玄黄，病也。”以为虺颓、玄黄“皆人病之通名”，不局限于马疾，侧面指出《毛传》等训虺颓、玄黄为马病，是“失其义也”。又注《尔雅·释畜》篇“黑唇，犉”，先引《毛诗传》曰“黄牛黑唇”，后指出“此宜通谓黑唇牛”，亦是侧面规正《毛传》之失。凡此皆可见，郭璞解《诗》非如传统儒士经生那样墨守旧说，而是有其自己的学术判断，有传承更有突破与发展。

    要之，郭璞是魏晋时期颇有特色的一位学者，其玄学家、方术士的身份似乎为其学术生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从其在经注训诂方面的成果来看，他又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通达儒者。博学多涉的文化背景给了他开阔的思维、自由的思想，使得其能破除门户之见，突破成说，脱离学派之争，立足于文本，以“博学多识”为旨归，融知识与经验于一体，发扬光大博物解《诗》之路。唐代的经学大一统之举，加之兵燹战乱，则包括郭璞的《诗》学著作在内的魏晋六朝时期的大量经学注疏逐渐无人问津，并最终湮灭。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郭璞的《诗》学文献也仅存只言片语。但一叶知秋，我们从中仍能领略其超越传统、富有个性的治学方法与理念，感知其颇具时代特色的解《诗》风神。

    （作者：曹建国，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海霞，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