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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读《绝对禁区:成瘾者心理访谈与解析》有感

    作者:林崇德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8日 16版)

        【读书者说】

        近年来,我的团队承担了教育部的一项重大委托课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涵盖六大因素: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

        无疑,拒绝毒品和远离毒品的生命自觉,是“健康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自然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成分。这种判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高度吻合。早在2300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了“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命题。如果说制毒者与贩毒者是危墙(岩墙),那么潜在的吸毒者就是危墙之下的站立者,而能够拒绝毒品和远离毒品的生命自觉者就是知命者。

        “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命题,至少蕴含两个对立的假设:第一,若个体把危墙正确地解读为即将坍塌的高危之地,那么,他决不会站立在危墙之下,并将尽力远离它,以确保其生命的绝对安全;第二,若个体将危墙错误地解读为安全之地,那么,他就有可能嬉戏于危墙之下,并因此而丧生。

        同样的道理,若个体将毒品正确地解读为害人害己的危险品,那么,他就会自觉地拒绝毒品、远离毒品;反之,若个体将毒品错误地解读为时尚的消费品,那么,他就有可能去尝试毒品,走上被毒品绑架终生的邪路。

        一方面,制毒或贩毒均可以牟取暴利;另一方面,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毒品无知或误读。这两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使毒品犯罪和滥用问题成为当今最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之一。

        “吸毒”二字,与贩毒、暴力、卖淫、赌博、贫困、艾滋病、反社会行为、家庭破裂和黑社会等众多词汇牢牢地相互捆绑。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均致力于研发根除毒品、戒除毒瘾的各种技术。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哪怕一种真正行之有效的戒毒技术。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绝迹的传统毒品犯罪和滥用死灰复燃,并日趋蔓延。此外,自20世纪末以来,合成毒品开始流行于我国,问题日趋严重。当传统毒品的吸食人群饱受折磨却无计可施的同时,合成毒品的吸食人群又井喷式地与日俱增。

        从“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命题出发,要有效地遏制日益猖獗的制毒和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有效地控制日趋蔓延的毒品滥用行为,必须有两手:一手就是拆除“危墙”,亦即严厉打击制毒与贩毒等犯罪活动;一手就是培养“知命者”,亦即加强毒品预防教育,特别是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

        长期以来,对于制毒和贩毒等犯罪活动,我国的公安机关一贯采取严厉打击的对策;然而,对于毒品预防教育,我国的相关部门似乎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这就是说,针对我国的毒品犯罪和滥用问题,客观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公安机关既要肩负拆除“危墙”——打击制毒与贩毒等犯罪活动——的重任,还要肩负培养“知命者”——进行毒品预防教育——的重任。毋庸讳言,公安机关的使命是打击制毒与贩毒等犯罪活动,而不是进行毒品预防教育。因此,要根本扭转我国在毒品犯罪和滥用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的被动局面,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创新制度设计:让公安机关承担拆除“危墙”的重任,让教育部门承担培养“知命者”的重任。果真能如此,这种制度设计就可以开创我国在毒品犯罪和滥用问题上“两手都硬”的新模式。

        对于如何培养“知命者”的问题,我们有义务把自己培养成内行,最终构建行之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模式。这是因为,拒绝毒品和远离毒品的生命自觉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成分,而任何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肩负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使命。

        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模式呢?

        读完李庆安等撰写的《绝对禁区:成瘾者心理访谈与解析》(简称《绝对禁区》)一书,我非常激动和欣慰。该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模式!

        实际上,无论在毒品预防教育心理学领域,还是在戒毒心理学领域,《绝对禁区》一书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意义。

        思患精神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家、佛家和道家文化,其经典文献均共同强调思患精神。《周易》“既济”卦的《大象》明确提出了“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警句。从儒家经典《中庸》里,我们也找到了“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名句。佛典《大般涅槃经》则说:“莫轻小罪,以为无殃。滴水虽微渐盈大器,且受报不爽。”老子也明确指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疑,思患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级智慧之一。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思患精神则体现为“治未病”的核心价值观。《黄帝内经》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黄帝内经》还指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素问·八正神明论》)。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将疾病进一步划分为“未病”“欲病”和“已病”三个层次。他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千金要方·诊候》)。无论是思患精神,还是“治未病”的核心价值观,本质都是防患于未然的智慧。这种智慧同样适用于禁毒工作。庆安深刻地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医学那种防患于未然的顶级智慧,因此,他将毒品预防教育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毒品预防教育是“上工”或“上医”所珍视的“治未病”,那么打击制毒和贩毒者的行动就是“下工”或“下医”所施行的“治已病”。如果说制毒和贩毒行为是毒品经济的供给侧,那么吸毒行为就是毒品经济的消费侧。行之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对于降低毒品经济消费侧的需求,可以发挥釜底抽薪的作用。只要降低了毒品经济消费侧的需求,毒品经济的供给侧将失去存在的前提和依据。这就是说,行之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将发挥两个极其重要的功能:(1)直接地降伏吸毒行为;(2)间接地降伏制毒和贩毒等犯罪活动。为此,通过《绝对禁区》一书,作者提出一个重要的对策:要根本扭转我国在毒品犯罪和滥用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打击制毒与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策略;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强化毒品预防教育。《绝对禁区》一书,对于强化毒品预防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建构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毒品预防教育模式和戒毒模式,在毒品预防教育心理学和戒毒心理学领域,庆安不仅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而且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操作。关于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操作,《绝对禁区》一书均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注脚。

        (作者:林崇德,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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